四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入“雪壓冬雲白絮飛”的困難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國歷史將要發生重要轉折的前期。在美國打壓中國的同時，中國北方盟友的表現更讓人憂慮。1959年初，蘇共“二十一大”召開，赫魯曉夫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於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9月，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並親切地稱之為“G2”（還有人更親切地稱之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的瓊閣夢幻。9月15日 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 ，10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於“G2”共治的赫魯曉夫說：“西海如今出聖人，涂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 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成熟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針對這個條約，毛澤東諷刺並憤怒地說：“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有人說毛澤東這首詞用字不雅，這反說明，當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涂脂抹粉上豪門”的外交政策的憤怒已臻極點。
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對正處經濟困難中的中國來說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與台灣國民黨准備“反攻大陸計劃”東西呼應，中國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達賴喇嘛隨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勢發表講話，鼓吹召開新德裡、北京、拉薩三方的所謂“圓桌會議”。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一篇關於中國和印度邊界武裝沖突的聲明，公開偏袒印度一方，並隨后給印度15億盧布的貸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赫魯曉夫希望中國配合他設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國不從，兩黨兩國關系由此惡化。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舋。1961年，正值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蘇聯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此后中印關系全面惡化。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如果再考慮到東南方面蔣介石也利用中國內政外交的困難積極准備其“反攻大陸的計劃”，中國東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 美國學者費正清在書中說：“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 如果再考慮到1959年后中國國內還出現三年自然災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后，美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火向中國邊境蔓延的形勢，當時中國真是遇到了“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的艱難處境。而當時毛澤東的心情卻是愈挫愈奮，他在詩中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蘇美對中國壓力的層層加碼終於有了毛澤東的明確回應：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毛澤東告訴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64年10月11日，赫魯曉夫下台。但蘇聯對中國施加壓力卻是有增無減，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駐軍激增近百萬，這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壓力。對此，毛澤東給予更堅決的回應：1969年9月23、29日，中國成功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和氫彈予以回應。
毛澤東明白，國際關系中的“朋友”的含義，就是打不敗的對手。毛澤東面對國際霸權主義的堅決斗爭終於迎來了不利於蘇聯卻有利於中國的國際大變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鬆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與毛澤東在瞬間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5月，中美雙方分別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與此相配合的是美國費城愛樂樂團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鬆訪問中國，此前他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他在工作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並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的頂端。” 當聽到周總理要接見時，尼克鬆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據基辛格回憶：當尼克鬆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說：這些問題可同周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 。哲學問題當然就是方向問題，這些會談為未來中美關系發展確定了方向。談話結束時，尼克鬆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國家外交處於最困難的時期，以斗爭求和平，敢於斗爭，也善於斗爭，在對手的敬畏中主導著歷史的方向，同時也為十年后的中國改革開放布下了伏筆。
五
在中國，土地問題解決的好壞是贏得人民支持的關鍵。我們知道，后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說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並不比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為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政策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系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隻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並不遜於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麼，僅靠“嚴刑峻法”，隻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
毛澤東同志注意到並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並建立了新中國，隨后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並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避免了歷史上必然出現的小農在獲得土地后即迅速兩極分化的惡果並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
在此，對我們最有學習意義的，是建國后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范圍開始的生產資料改造工程並依此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所選擇的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佔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資“禁運” 也全面升級。
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象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著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國佔領漢城的當天（1950年9月28日），中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並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也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說：
我們志願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願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可以說，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麼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一個美國的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的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 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
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並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麼徹底，用於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 。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其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周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周期律之中。
這樣說決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當殖民統治經驗的英國人最早看到這一點。1949年8月，他們就為美國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時，從內部以“商業關系”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策略，當月19日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指出：
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后面盡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証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制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扎根的經商愛好，隻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分，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說為時過早。
要保証中國在國際斗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就需要佔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群，能夠組織起人民並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的並不主要來自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舍，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佔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時期經濟高速發展並未能使其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蘇聯的經濟進步卻使其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並由此成為聯合國的主要創始國。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於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隻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 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說：“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
現在回頭看來，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選擇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義” 的“普惠”政策——為突破口團結和組織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對於今天中國政治家而言，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
六
毛澤東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貢獻是將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國發展與工農聯盟而非以往的資本聯盟相聯系。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本質是保証而不是剝奪，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著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國是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是中國工農聯盟的基礎。隻有發展、壯大和不斷鞏固這種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鄉間的人口形成雙向即自由來回的而不是今天這樣為資本驅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單向流動。隻有農民工的生活在城鄉之間來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時，社會才能穩定，城市商品住房經營才能成為兼顧資本與消費者利益平衡的即社會主義的商品經營。而能保証進城務工人員自願回流農村的因素，在現階段不僅僅是家庭土地承包權，而是保証農民土地權利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權利的國家所有制。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會有穩定的工農聯盟，從而就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穩定。早在1959年底毛澤東就注意到這一點並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注道：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裡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國農村經濟已有使普通勞動者與土地生產資料永久分離的危險 ，有些地方官員連同一些學者，為了一點“房地產”或某些資本集團的利益無視勞動者的長遠利益，用所謂“城市戶口”“城市房產權”，在沒有充分就業保障的前提下，使進城農民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與集體所有制相分離 。更有報紙發表推波助瀾的“調查文章”，說“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 。這樣輿論引導的后果顯然是危險的，因為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保障而又在農村“無立錐之地”的話，當年他們養不起耕地的困境就會迅速轉化為養不起用地權換來的房權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今天賣掉房子的速度比當年賣掉土地（經營權）的速度要快得多。
與失去土地相比，沒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對社會穩定會形成更直接的破壞力，而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天價商品房反過來又會使已涌入城市卻又不能再回到農村的“市民”退為城鄉地帶的流民。而流民歷來就是社會大動亂的溫床。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樣面臨並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87年1月10日為《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寫的序言中說：
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並且這個過渡還由於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裡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辟，鐵路鋪到市裡。正當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卻在大批拆除。於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一開始就作為工業中心而產生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幾乎不存在。
恩格斯接著指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於建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后消滅城鄉差別。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差別還將長期存在。由此產生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些負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樣會產生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利的后果。那麼，上述住宅問題的不利后果是什麼呢？恩格斯以德國為例說：
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著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領主的大農場——也就是意味著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於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革命。如果德國注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成，那末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動，那麼德國一定會開始攻擊，而形成“光榮戰斗軍”的農民子弟一定會給予英勇援助。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裡——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卷入“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極其低下的狀況﹔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動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苗圃，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
若再結合中國目前的日益嚴峻的“住宅短缺”問題來看，我們便會認識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現象是現代國家——不管其性質如何——在社會轉型中很難避免的。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越來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拋棄的流民轉化為“光榮戰斗軍”，“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的歷史惡果發生在當代中國。
當時恩格斯提出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消滅城鄉對立” 。目前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的時間內都做不到這一點。但資本主義國家卻用轉移危機的方式將本國內部的“城鄉對立”轉變為外部世界的“南北對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對立緩和了本國城鄉對立及由此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階級對立。但這條道路對后發國家，尤其是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已不可重復。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我們隻有依靠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而不是什麼“社區花園”、慈善式的“社區服務”和言不及義的“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發的政治穩定問題。
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行為，言不及義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澤東曾批評這樣的政策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 。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准，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准，人民的標准。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能基於資本財團——這是蔣介石走過且失敗的道路，而應該基於工農聯盟——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實踐已經証明並獲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國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部分。沒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產資料，而失去了生產資料，我們的人民就會轉化為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形容的“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 的貧民和流民，這樣黨的執政基礎也就名存實亡。而建立在流民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就會象目前中東一些國家，一遇外來壓力即刻崩潰。
歷史反復表明，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長短及其相應的抗壓能力的強弱，與其所依靠的社會基礎的大小為正比，而社會基礎的大小又與其所依賴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納和解放的勞動力的廣泛程度為正比。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略能力的差距，是這一觀點的有力証明。此前，國共合作開展北伐，實現中國統一，大得人心，這時蔣介石手頭幾乎有無限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可供調配，北伐戰場上也是捷報頻傳。1927年始，他向工農開刀，轉靠買辦封建勢力，這便失去工農支持，以至在1948年國共兩黨進行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國民黨靠“發紅包”和“抓壯丁”補充軍事編制，但重賞之下已無勇夫﹔蔣介石方面已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共產黨方面則有源源不斷且自覺參加的人力資源可隨時投入戰場。這為毛澤東的戰略方針的順利實施和共產黨在全國戰場取得勝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同樣，也是由於我們用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別的什麼制度團結了全國人民，才使新中國沖破國際國內的重重惡浪，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七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哲學關乎方向，沒有方向的戰略隻能淪為玄學﹔刀劍是實現戰略的利器，隻有正確方向而沒有實施戰略的利器，這樣的戰略絕無實現的可能。國家戰略不能只是請客吃飯和繪畫繡花。做秀隻能在極次要的問題上產生效果，但在核心利益上若再玩這些“花活”則必敗無疑。戰略，尤其是國家戰略的實施是一定是要帶刀子的，刀子是用於解決敵我矛盾的工具。當前的中國戰略研究一定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矛盾論》 。隻有弄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才能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而沒有敵人即滿眼都是“戰略伙伴”的戰略則一定會遇到缺少盟友的尷尬。共產黨早期的戰略隻有共產主義綱領，而沒有明確和具體的敵我判斷，結果在蔣介石“四一二”屠殺中近乎全軍覆沒。此后共產黨人認識到戰略真得不能繪畫繡花，戰略最終是要刺刀見紅的。關於此，馬克思說得好：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証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而“隻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 在這方面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實踐論》 。從相當的意義上說，戰略是確定方向的學問，而策略是尋找戰略邊界的學問。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對立的方面規定的，因而隻有找到合理邊界的戰略才是有意義和可實施的。
但是，這些的道理對處於巔峰時期的國家來說，則容易被忽視。就在美國即將成為世界霸主的1943年，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他寫道：“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范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麼外交政策。” 1947年，李普曼針對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 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了《冷戰》一書指出了美國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
李普曼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於我們的負擔” 的看法對20世紀50年代處於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來說已難以接受，他們寧願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Toynbee）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採納英國人喜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 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激進建議，揮師沖向世界，這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與美國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卻在中國受到毛澤東的長期關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2年間，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約有350篇，其中全文轉載李普曼觀點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較集中的時間段是1956年至1958年。 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后，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戰略拖垮美國的原因，是他為美國設計戰略邊界過於龐大，結果讓美國老虎吃天，耗盡了力氣。20世紀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凱南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講演中說：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型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於生產並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麼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隻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於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后遺症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於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說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系。換一句話說，由於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並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於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
尼克鬆是糾正凱南戰略失誤的政治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說，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說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邊界及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鬆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握手，這個世界就變了。事實上，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 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於龐大的“遏制”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鬆訪華后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學習毛澤東，不僅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更要學習毛澤東成熟的政治素養，它不僅包括制定戰略的能力，而且還包括為實現戰略而具備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
1972年有兩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當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鬆說“我喜歡右派” ，第二件是毛澤東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閱讀《后漢書》中的《劉盆子傳》 。毛澤東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問題並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決的。你沒有沙場歷練，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學習、多長進，結果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成為歷史上的匆匆過客。如果將毛澤東兩次談話內容聯系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憂心所在。隨尼克鬆來訪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擔憂，他說：“美國的左派隻能夸夸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基辛格說的問題，在當時既存在於美國和蘇聯，也存在於中國。王明的“左傾”空談和赫魯曉夫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 ，這讓毛澤東在晚年對當時那些隻知空喊的“左”派——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於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 ——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此前兩個多月，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學生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后，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聖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 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中國高層出現那種手中隻有“聖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或出現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那種隻知“衛星上天”而不知“紅旗落地”的人物。
八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即將啟航，在這個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特別告誡我們：“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
事實上，作為我們的對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對手，一刻也沒有忘記毛澤東並在認真地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隨尼克鬆見到毛澤東時說：“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選集。” 時任美國總統福特在當天的唁電中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領導是幾十年來改造中國的決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確是我們時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國人說，他們不怕中國軍事現代化，就怕中國軍人毛澤東思想化 。
歷史表明，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建立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戰果輝煌，在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奮斗中立下了豐功偉績，這一切應當歸功於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沒有毛澤東思想，就不會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
這些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礎意義的思想資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貫通傳統與現代並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在應對當前復雜的國際斗爭形勢中，是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踐深入學習和運用的思想精華。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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