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論社會主義經濟規律
毛澤東承認並重視客觀存在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說：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客觀的必然性，要研究它。並提出必須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必須學會熟練地運用客觀經濟規律。
規律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任何科學都要認識和反映客觀規律。政治經濟學當然不能例外，它必須研究客觀經濟規律，揭示外在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認識和反映客觀經濟規律。問題是，蘇聯教科書總是從規律出發，借助演繹，用規律自身來說明自身。毛澤東在評議蘇聯教科書這一缺點時說：“不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出發，來研究問題，不從歷史的敘述和分析開始自然得出結論，而是從規律出發，進行演繹” 。他還指出：“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証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毛澤東論証了規律的可知性和經濟規律的可知性，批評了思維不能到達存在彼岸的不可知論觀點。他說：照這種看法，思維只是思維，存在只是存在，思維不能達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認識，客觀不能被主觀所認識，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最后走到康德那裡去。
認識客觀規律，是為了運用和駕馭客觀規律，以改造客觀世界。對此，毛澤東指出：客觀規律是獨立於人們的意識之外的，是和人們的主觀認識相對立的。但是，人們通過實踐，認識了客觀規律，就能夠熟練地運用這些規律，駕馭這些規律，達到改造客觀世界的目的。
規律可以被認識是由於規律在事物運動中反復出現。毛澤東指出：“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 舉例說：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過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現一次，經過多次反復，就有可能使我們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的規律。現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同馬克思時候的危機不同，有了變化。過去大體上是七八年或十年來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48年到1959年，十年中美國來了三次。具體情況變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規律仍然存在。
規律可以被認識，但也不能把認識和駕馭客觀規律說得太容易。蘇聯教科書說，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化，“人們成為自己社會經濟關系的主人”，就能“完全自覺地掌握和利用”經濟規律。 毛澤東說：“把事情說得太容易了。這要有一個過程。規律，開始總是少數人認識，后來才是多數人認識。就是對少數人說來，也是從不認識到認識，也要經過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麼先知先覺。”
毛澤東這樣總結了認識規律的過程：“認識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並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隻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
毛澤東深刻地闡明了主觀運動規律和客觀運動規律的關系。他說：“人們的主觀運動的規律和外界的客觀運動的規律是同一的。辯証法的規律，是客觀所固有的，是客觀運動的規律，這種客觀運動的規律，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就成為主觀辯証法。這個客觀辯証法和主觀辯証法是同一的。”
關於科學預見的產生和預見能否轉化成為事物的問題，毛澤東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的思維是“移人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這句名言，說：“思維是一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它能夠反映客觀的性質，能夠反映客觀的運動，並且由此產生科學的預見，而這種預見經過實踐又能夠轉化為事物。” 毛澤東的結論是：“客觀世界可以被認識，人們的主觀世界可以同客觀世界相符合，預見可以變為事實” 。
毛澤東論述了普遍規律和各國具體特點的關系。他贊成蘇聯教科書關子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的論點，說：“這個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個《共產黨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個‘共產黨宣言’，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的莫斯科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就講到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 。
客觀規律不能違反。毛澤東從這一理論高度批評當時國內經濟界和經濟學界刮起的消滅商品生產的“共產風”，指出這是不承認客觀規律的表現。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
八、論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毛澤東區分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這是一大理論貢獻。他贊成斯大林“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 的觀點，認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要看它同什麼經濟制度相結合。毛澤東說：“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
區分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就可以正確地制定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方針和政策，就可以解決一些人怕商品生產、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的錯誤。毛澤東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麼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麼？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 他批評了消滅商品生產的“左”的主張，說：指出我國現在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領域中佔統治地位的是國家和集體，這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質差別的。毛澤東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提出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
繼斯大林之后，毛澤東進一步研究了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一方面，毛澤東同意斯大林關於兩種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這一提法，說：“隻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 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斯大林隻說到商品生產的主要條件，沒有說到最終條件。他說：斯大林關於商品存在的條件，闡述得不完整。
兩種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毛澤東在前一方面是對斯大林的繼承，在后一方面是對斯大林的發展。
繼斯大林之后，毛澤東也研究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存在的范圍。斯大林說：蘇聯的商品生產是“特種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的活動范圍“隻限於個人消費品”。 毛澤東評論說：這看來很不妥當。它的活動范圍不限於個人消費品，在我國，有些生產資料，例如拖拉機等生產資料是屬於商品的。按照毛澤東的看法，隻有全民所有制內部調撥的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全民所有制企業賣給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生產資料，以及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轉讓的生產資料，仍然是商品。
肯定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積極作用，就必然會肯定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毛澤東在解釋斯大林關於價值規律在蘇聯“不能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 這一提法時說：價值規律對生產不起調節作用，是說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計劃。在我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還起作用。他還說：“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 1959年3月30日，毛澤東在批轉的一個文件中說：“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毛澤東提出：所有的經濟單位，包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要利用價值規律，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斷地改善經營管理工作，合理地進行生產和擴大再生產。
作為一位熟練掌握和運用唯物主義辯証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當然不會不想到商品生產可能有的另一方面的作用。他說“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九、論社會主義經濟波浪式發展
毛澤東批評蘇聯教科書沒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蘇聯教科書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的發展極不平衡，必然加深生產中的比例失調現象，與此相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保証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有計劃地發展科學和技術。 對此，毛澤東評論說：“這段寫得不對，既否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種平衡，也否認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某種不平衡。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
在從論述技術發展的平衡和不平衡進而論述經濟發展的平衡和不平衡時，毛澤東指出：“技術的發展是這樣，經濟的發展也是這樣。教科書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
毛澤東這樣闡述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辯証法：“平衡是對不平衡來說的，沒有了不平衡，還有什麼平衡？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 蘇聯教科書在個別場合不得不提到蘇聯農業、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落后造成局部比例失調現象。毛澤東指出：不只是局部的問題，因為他們的農業、輕工業是長期落后的。在總結這方面經驗並談到我國情況時，毛澤東說：“隻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証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証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 。
針對蘇聯教科書不講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不講按比例和不按比例的矛盾，毛澤東指出：“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於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教科書不講這個觀點。”
不平衡的絕對性和平衡的相對性是事物的客觀規律，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規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在於有可能自覺地認識、運用和駕馭這一客觀經濟規律。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裡，國民經濟的平衡是通過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裡，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平衡和不平衡問題，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並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 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
正確認識平衡和不平衡的關系，對經濟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毛澤東說：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遠存在，這就告訴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滿足，任何時候都會有新的問題提出來要求我們解決。毛澤東批評當時計劃工作中的兩種錯誤，說：在計劃工作中，什麼賬都不算，一切聽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穩，要求絲毫漏洞都沒有，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對的，其結果都要破壞比例。
正確認識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對認識客觀經濟規律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說：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調，才能促使我們更好地認識規律。認識比例關系必須有一個過程。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批評了形而上學觀點，說：“認為對比例關系的認識，不要有個過程，不要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不要經過曲折的發展，這都是形而上學的看法。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並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聖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麼‘先知先覺’。”
關於計劃與實際的關系，毛澤東說：“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 蘇聯教科書說，“社會主義計劃化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 。對於這一提法，毛澤東說：“這個當作任務來提，是對的。問題在於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麼程度﹔在於是否善於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麼程度” 。
關於我國過去的計劃是否合乎客觀經濟規律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實際上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 他還說：看來，還不能說我們過去是完全正確地計劃生產的，不能說我們過去的計劃完全反映了客觀規律的要求，不能說我們的計劃工作過去已經認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練運用了客觀規律。
關於蘇聯計劃是否合乎客觀經濟規律的問題，毛澤東說：他們的計劃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如重工業與輕工業的關系、農業問題，未完全反映，他們就吃了這個虧。他們對發展重工業過分強調，對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一向不重視，直到現在，他們的商品供應還很緊張，使人民不能從建設中看到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結合。
社會主義制度使認識和運用客觀經濟規律有了可能。毛澤東指出：要把可能變成現實，就必須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必須學會熟練地運用客觀經濟規律，力求制定出能夠正確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計劃。他說：“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
蘇聯教科書提出：使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總的水平逐漸拉平。毛澤東從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出發，對蘇聯教科書的這種拉平論進行了批評。他說：拉平實際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論。社會主義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一國之內的各省，一省之內的各縣，都不平衡。在舉例說明之后，毛澤東指出：他們反對不平衡，幻想平衡，是錯誤的。
十、論社會主義管理
毛澤東高度重視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時期的管理問題，認為管理是所有制問題解決以后的最重要的問題，並明確認為管理也是人與人的關系。他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全民所有制企業如何分級管理，這是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重視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認為這一點至關重要，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要經常注意解決。毛澤東說：“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門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區管，有的由地區管，有的由縣管。都是全民所有制，歸誰管，歸哪級管，隻要一個積極性還是要兩個積極性，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要經常注意解決的很關重要的問題” 。
毛澤東不僅提出並研究了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在企業管理方面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的問題，而且提出並研究了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問題。他說：“中央不能隻靠自己的積極性，還必須同時依靠地方的積極性。過去中央有些部門，把地方辦的事業不當作自己的，隻把直屬的企業看成自己的，這種看法妨礙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設單位實行了投資包干制，就大大發揮了這些單位的積極性。”
全民所有制企業有沒有自治權，這是毛澤東思考的又一重大問題。他認為，企業有沒有自治權，直接關系到是促進還是阻礙生產發展的問題。毛澤東說：“中央部門管的和地方各級管的企業，都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權。有沒有這種自治權，對促進生產的發展，還是阻礙生產的發展，關系很大。”
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關鍵問題是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都關心生產的發展和改進並進行創造性合作的問題。毛澤東總結了我國的經驗，探討了社會主義制度下怎樣能夠使勞動者和領導人都關心生產的發展和改進，怎樣能夠使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都為不斷改進生產而進行創造性合作。他說：“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願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不能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
毛澤東批評蘇聯教科書不大講生產管理和規章制度需要改進的問題，指出蘇聯的生產管理、規章制度多年來沒有什麼改進。他認為，規章制度有許多同生產關系有關系，應當不斷改進。
毛澤東提出了勞動者管理的重要思想，認為勞動者管理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各種權利中最大和最根本的權利。他針對蘇聯教科書說：這裡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証。毛澤東提出了人民管理上層建筑的思想，說：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隻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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