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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傳
孫遜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文史館館員、《中國地域文化通覽·上海卷》主編。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小說和域外漢文小說研究，同時從事都市文化研究，發表有《上海文化：近代中國都市文化的先行者》、《江南都市文化：歷史生成與當代視野》、《在中國，為什麼要研究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視野與當代意義》等有關都市文化研究的論文。
在中國地域文化譜系中，上海文化可以說是最為“另類”的一支。這是因為上海文化是中國地域文化中融入異質文化最多的一種文化形態。
這種異質文化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以歐美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二是因商業都會而盛行的商業文化﹔前者和中國固有的本土文化有著質的區別，后者和中國傳統的倫理文化大相異趣，因而使上海文化形成了和中國傳統文化迥然不同的特點，成為中國地域文化譜系中最具現代性的一支。
當然，盡管近代上海文化有著上述“另類”特點，但它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母體內孕育和發展起來的，因而和母體依然有著密切的血緣關系。特別是古代上海文化，更是中國地域文化譜系中早期的吳越文化和后來的江南文化的一部分。今天我們回顧上海文化的前世今生，不僅是全面了解和研究我國地域文化時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思考當代城市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觀照點，極具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古代上海文化的歷史源流
如果說春秋戰國時代的吳越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始源，那麼秦以后在此基礎上誕生的江南文化則是上海文化的近源。吳越地區的先民比較強悍。但到明清時代，江南文化已以“柔”為主要特征
上海地處吳越之間。上海古代文化是吳越文化的一部分。吳越在地域上互為近鄰，在族屬上又同屬古越族即“百越”族群，一為句吳，一為於越。他們“同氣共俗”、“同俗並土”，有著許多相同和相近的文化特征，因而在中國早期區域文化版圖上常常以“吳越文化”並稱。
吳越文化的興盛發端於兩國都城的興建。大約公元前514年，吳王闔閭登位后問策於伍子胥：“安君治民，其術奈何？ ”伍子胥回答：“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於是，伍子胥受命“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四十七裡”，是為“闔閭大城”。無獨有偶。在此后不久，越國國君勾踐在吳國服役三年以后回國，首先想到的也是“筑城立郭”。他根據范蠡“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的建議，把都城從山區遷到平原地區，筑“山陰大城”，“周二十七裡七十二步”。王國維先生講：“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征也。”都城從來就是一個國家和地區政治與文化的集中體現。吳越兩國都城的興建，使吳越文化有了一個集聚的載體和中心，並進而影響和輻射到周邊地區。
現在有研究者提出“春申文化”的概念，認為它才是上海文化的源頭。其實“春申文化”的代表人物春申君（名黃歇，春申君為其封號）為楚國人，他因封地而與上海結緣。這隻能說明，上海所屬的吳越地區很早就融入了楚文化的因子。今天上海的很多別稱（諸如申、春申等）雖然和這位春申君有關，但春申君在世時，上海崗身以東還未成陸，黃浦江還沒有出現。將黃浦江稱作黃歇浦、申江、春申江，恐都是后人的附會。因而在中國早期地域文化版圖中，並沒有形成和吳越文化、楚文化並列的一種叫“春申文化”的獨立文化形態。上海文化的源頭，還是應以區域所屬的吳越文化為宜。
如果說春秋戰國時代的吳越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始源，那麼秦以后在吳越文化基礎上誕生的江南文化則是上海文化的近源。從魏晉時期特別是東晉時期開始，至明清時期，江南文化進入了一個重要的發展期。在這一時期中，有兩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和人口遷徙對江南文化的發展影響甚巨：一是晉室的南遷，二是宋王朝的南渡。
中國自夏朝以后，政治文化中心始終是在黃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之間變動。公元317年，西晉滅亡，在建康（今南京市）建立了東晉王朝。雖然此前三國時期的吳國已在此建都，但那時漢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依然在北方的曹魏政權，所以此次晉室南遷，是第一次把漢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遷至南方。此后的200多年，不管北方政局如何動蕩，建康始終是南朝統治的中心。更為重要的是，隨著這次南遷，大量北方的士族大家遷至江南，所謂“洛京顛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這些人有地位、有資財、有文化。他們融入江南后對江南文化的影響不言而喻。其中最有標志性的文化事件，便是永和九年（353年）發生在蘭亭的修禊。這次聚會所留下的詩、序、書和聚會本身，不僅定格了江南文化的高度也成為中國文化的永恆。
相比於晉室南遷，公元1127年的宋王朝南渡對江南文化的影響更大。本來，經過隋唐和北宋時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重心已逐步南移﹔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市）后，則完成了政治、經濟重心的全面南移。此后一直到明清兩代，經濟的繁榮，城市的興盛，為江南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不僅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的發展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高峰，而且作為傳統雅文學的詩文也發生了一系列新變﹔繪畫領域流派紛呈，江南音樂特色鮮明，地方戲曲百花爭艷﹔商品經濟下快速的生活節奏和對生活品質的講究，養成了江南人勤快的生活習性和對精致生活的追求﹔江南園林和民居的粉牆黛瓦加上小橋流水，則構成了視覺上最典型的江南意象……古代上海以及它今天所轄的鬆江、嘉定等地，本身就是江南的重要府縣，其文化自然和江南文化表現了高度的同質和一致。
通常認為，吳越地區的先民比較強悍，是個“蠻夷之地”。但到明清時代，江南文化已以“柔”為主要特征，其間嬗變耐人尋味。究其原因，和晉室南遷與宋王朝南渡不無關系：前者帶來了中原文化的洗禮，把北方士族好清談、喜文學的風氣帶到了江南地區﹔后者更把從宋王朝開始的尚文傳統植入江南，加之宋以后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城市的興盛和社會的安定，為尚文傳統扎根於江南提供了適合的土壤和溫床。因而當年吳越地區的“蠻夷荒涼之邦”，變成了后來江南的“溫柔富貴之鄉”﹔吳越先民的“好劍”、“輕死”，也至此變成了江南民風的“尚文”、“競奢”。這是一個緩慢的漸變過程。這個過程進入到近代，又在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中，從中破繭而出一種新的既植有母體基因、又帶有多種異質的文化，即近代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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