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幾乎沒有什麼個體工商戶，更談不上私營企業。當時全民所有制企業、機構佔到70%以上，城鎮集體經濟佔不到30%。現在中國的就業情況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目前，吸納3億多城鎮就業人口比重最大的實際上是私營企業，國有單位已經降至第二位。中國作為“東方巨人”，不僅要有兩條腿，還要有更好的混合經濟，這樣才能為我們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另外，此次全會決定中有一個地方做了很重要的修改。黨的十四大報告中說：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為什麼是“基礎性作用”？當時有一個解釋：我們剛剛搞市場經濟，市場的發育程度還不夠。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原因何在？
這20年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到目前為止，我國有95%的商品和服務完全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比如今年的11月11日“光棍節”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政府沒有對價格進行任何干預，商品的定價和買賣行為完全由廠商和消費者來決定。可以說，這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將推動我們建立一個更加龐大和統一的全國性市場。
20多年前，我在美國耶魯大學做博士后時，有一個特別深的體會，那就是在美國不同的地區，同類產品的價格基本上是趨同的。我沒想到的是，20年之后的中國，基本上也是這樣。就比如同一品牌的礦泉水，我們不管是在新疆買，還是在北京買，價格都是趨同的。這樣的話，所有的廠商都能夠充分利用中國巨大市場的規模效應。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一瓶礦泉水雖然是微利，但由於有這種規模效應的存在，商家依然能夠掙錢。
此外，在這個公報中特別強調了我稱之為“消費者主權論”的提法。以往我們搞計劃經濟也好，或是向市場經濟轉型也好，基本上是“生產者主權論”，消費者始終沒有成為真正的上帝。這次全會的公報特別提到，要讓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因此很多人，特別是女同志，在“光棍節”得到了一種消費福利最大化的感受，不但買到了產品，而且主觀感受也很好。
由此，公報也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當然，我們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並不等於承認市場是萬能的，這一點一定要搞清楚，否則又制造了一個萬能論了。在這屆全會的決定中，不僅提到了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也提到了科學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這隻“看得見的手”。這也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要使“看得見的手”為人民服務，成為為公眾提供更多公共服務的“服務之手”。
比如，如果能給企業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就能降低企業的外部成本﹔如果能夠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就等於降低企業投資的風險。在當下城市被霧霾籠罩、環境污染現象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如果地方拼命去吸引那些污染大的企業，就有問題了。因此就需要“看得見的手”來提供一些指導，使得企業能夠既實現自己的企業目標，也不違背當地的社會目標。
因此在這個公報中，特別談到了要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也談到了要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全面正確地履行政府職能。我想這也體現了中國改革的一個性質，那就是自我改革、自我創新、自我完善。我們主張政府要當“看得見的手”，要通過不斷的改革，使它真正成為公共服務之手。
客觀地說，這個公報已經顯示出了改革開放的升級。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歷了35年，一直採取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因此中國也成為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一個國家。隨著中國本土企業的成長，我們更加應當走出去。在這個公報中，也提出了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已經有一批公司從地區公司成長為全球公司。什麼叫全球公司？我的定義很簡單，就是銷售收入及出口額佔全部銷售收入總額的一半以上，或者公司資產，無論是有形資產還是無形資產，一半在海外，我們就認為這是一個全球公司。
最新的數據表明，中國實有企業已經突破了1400多萬家。過去30年，我們的對外開放政策讓世界投資中國﹔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成為一個重大的推動力，來推動我們中國的企業走出去投資世界。或者說，在30多年前，我們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要使中國國際化、全球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而今天或者說今后，實際上是中國在投資世界的過程之中，將使世界中國化，使得我們的企業更加有機會投資世界。
因此，在這個公報中特別強調了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國務院不久前剛剛批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如果這個試點能成功的話，將來我們希望西北能有一個“烏魯木齊”，西南能有一個“重慶”或者“成都”。上海的自由貿易區在建設、開放過程中取得的經驗，很快就可以在全國迅速推開。
前幾天，我對香港有關方面人士講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不斷發展，隻有一個香港是不夠的，隻有一個上海自由貿易區是不夠的。這樣就會促進內陸地區、沿海地區在一個更高層次上對外開放，所以說三中全會的決定又是我們對外開放的升級版。
——政治、社會
三中全會的重頭戲是經濟體制改革，也包括其他四個方面的體制改革，這在公報中都給予了表述。
在政治制度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公報提出，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我們稱之為“三化”。怎樣能夠體現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我最近出版的《中國集體領導體制》主要研究了中央集體領導體制，最后就落腳到這“三化”，與之相關的人大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等都有如何“三化”的問題。“三化”本身是一個過程，從量變到部分質變，然后再量變，再到部分質變，進而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逐漸建立起來，而且通過實踐，不斷試錯，不斷成熟。
公報在社會建設方面也有突出筆墨，這也是老百姓目前最關注的問題。比如，如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公報提出，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這個理念的提出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異地居住、異地務工的農民工越來越多，他們怎樣分享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曾經提出這個設想，就是怎麼使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基本國策。我曾經講過，中國是“一國兩制”，所謂“兩制”，實際上是指城鄉二元結構這“兩制”。怎樣不斷地破解“兩制”，在這個公報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從社會建設來看，在這個報告中涉及的許多方面都是老百姓關注的。比如說，教育領域的改革被界定為是“綜合改革”，而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再比如，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因為我們每年要至少為新生勞動力提供近900萬個就業崗位，當然今年我們可能會超過1300萬個。關於醫療衛生體制如何在前面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我們還期待《決定》的正式公布。
三中全會除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也特別提出了2020年的目標：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制度建設和體制改革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相結合的過程，需要經歷從低級到中級，到比較高級，最后到高級的過程，在演替的過程中不斷創新、不斷試錯、不斷調整，一步步走到2020年的這個目標。
三中全會對改革的設計，還有待於有關部門根據中央決定進一步細化，出台進一步的細則。三中全會是十年的戰略部署、十年的設計藍圖，又是十年的路線圖。圍繞著這個三中全會，我們會看到一系列的具體改革方案。
（記者章麗鋆整理）
網友互動
網友：上一輪國企改革影響深遠，有陣痛，也有收獲。對於新一輪的國企改革，不知道您有什麼建議？
胡鞍鋼：公報提出，要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如今，我國已有了企業“黑名單制”，但我建議還應該有“光榮榜制”，就是對那些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對當地作出貢獻、對中國作出貢獻的企業應該進入“光榮榜”，因為一個好的企業會帶來很多的正面性。而且不能簡單地以所有制論英雄，要以企業對社會的貢獻來論英雄。
網友：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有目共睹，然而這幾年來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經直接影響了老百姓的生活質量。請問胡教授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胡鞍鋼：環境問題的挑戰，我覺得不完全是壞事。有挑戰就會有壓力，就會產生改變的動力。以北京的霧霾為例，在國務院的統一領導下，現在北京和周邊六省區將聯手在若干年內治理霧霾的問題，投資至少有1萬億元人民幣。我們把這1萬億元人民幣稱之為綠色投資。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第一，這個1萬億元本身會產生投資需求，提高GDP增長﹔第二，能夠產生綠色就業，因為治理霧霾在很大意義上是多方措施，是勞動密集型、就業密集型的產業﹔第三，這些投資是生態投資、綠色投資，我把“綠色發展”定義為“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會不斷改善環境。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們也可以把環境稱為生產力，用科技生產力去破解環境生產力的問題，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