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再地大物博。“地大物博”這一概念早已深深扎根於中國人心裡，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地方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浪費資源和能源的“大手筆”也與這種觀念有關。然而現實情況是，雖然中國能源資源總量比較豐富，但人均能源、耕地、水資源佔有量較低，人均國土面積0.8公頃，人均草地0.33公頃，人均森林面積0.128公頃，分別為世界人均值的29%、50%、20%。人均耕地0.095公頃，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人均原油可採儲量2.6噸，人均天然氣可採儲量1074立方米，人均煤炭可採儲量90噸，分別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1.1％、4.3％、55.4％。在世界144個被排名統計的國家中，人均煤資源排在50位以后，淡水資源量排不進前55位，土地、耕地、森林等資源遠遠排在100位以后。石油、天然氣、銅和鋁等重要礦產資源的人均儲量，僅分別相當於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佔世界約7%的耕地養活著約佔世界21%的人口，成績的確不小，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經濟發展與資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上升到56.7%，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也在快速上升。多年平均缺水量536億立方米，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110座城市嚴重缺水，中國七大水系中劣5類水體約佔三成，已失去使用功能。一些地區地下水位下降、河湖萎縮、濕地減少、生態功能下降等生態問題已經嚴重制約當地的生產生活。能源消費總量增長過快，消耗強度高，自然資源消費供需矛盾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軟肋。中共十八大報告把“節約資源”作為“保護生態環境的根本之策”的原因就在這裡，強調要“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洋強國”的目的也在這裡。
“西方模式”無法復制。當代世界的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初期和中期階段，無不走過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工業化發展道路。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歐洲、美國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先后發生震驚世界的系列“環境公害事件”，其特點均為工業“三廢”嚴重污染空氣、水源、土壤和食品，導致重大人員傷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發生的石油危機，是對西方國家傳統工業化道路提出的嚴峻挑戰。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完成工業化而進入后工業社會，它們開始利用技術優勢進行產業升級換代，而將一些污染嚴重的工業產業轉移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將“環境公害事件”從發達國家轉移到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利用發達國家的工業技術快速提高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成為西方發達國家轉移工業產業和環境污染的輸出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在取得矚目的成就時，當初頻繁出現在發達國家中的“環境公害事件”也開始逐漸在中國部分地區出現。目前，由於各國的發展理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中國不可能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產業轉移模式，將傳統工業產業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而必須通過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實現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生態化，盡量避免工業文明給自然和人類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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