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60多年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安排，提供了中國發展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制度保障。首先，它保持了中國政治穩定。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這一制度一方面確保了堅強有力的現代政治權威，推進了現代化建設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另一方面通過為公民提供合法的、暢通的、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和維護渠道，將社會轉型時期不同力量納入現有政治體制中，逐步健全和完善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安排。其次，它實現了社會整合。中國社會轉型帶來社會結構復雜化、社會利益多元化和社會思想多元化，政黨與國家、政黨與社會的關系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如何實現這個世界上超大規模社會的整合，對共產黨和全世界都尤為重要。中國共產黨憑借其強大的組織網絡體系、社會資源配置能力和意識形態領導力，與各民主黨派一起，共同致力於不同社會階層的思想整合、利益協調和政治認同。最后，它促進了民主監督。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有利於強化體制內的監督功能，避免了由於缺乏監督而導致的種種弊端。民主黨派代表著不同社會階層的具體利益和現實要求，一方面將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能夠匯集不同階層的要求和意見，對黨和政府工作形成民主監督，有利於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應該看到，兩黨制或者多黨制雖在反對封建專制過程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但其自身並不意味著政治民主、社會穩定和政治清明。兩黨制、多黨制的政黨體制所體現出的分利集團特點在現代政治生活中越發明顯，一方面各大政黨都從其利益出發來制定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日趨分化和多元，各大政黨基於贏取選民支持的需要，其政策的趨同性和模糊性越發明顯，政策的持續性更加難以實現，金錢政治的色彩也更加濃厚。國際金融危機后，西方的制度性困境就在這裡。再者，不顧本國國情盲目植入西方政治制度極易給國家和人民生活帶來災難性后果。二戰后一些非洲國家在西方國家影響下實行多黨制所造成的政局動蕩，以及21世紀以來一些國家移植他國政黨制度造成的經濟破壞和社會不穩就是明証。也許有人要說，一百多年前，多黨制在中國有過實踐，行不通，但是那並不意味著今天仍然行不通﹔抗日戰爭勝利后，兩黨制在中國有過希望，破滅了，但那也不意味著今天仍然行不通。對此，民革中央原主席周鐵農曾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回答：“從實踐上看，現行的政黨制度已經保証中國實現了連續30年保持政治穩定、經濟繁榮，這是已知數﹔換個政黨制度是未知數。當然，這個已知數裡肯定有些問題，但是這個已知數總體上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既然已知數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感覺還不錯，為什麼還要找未知數來代替呢？”正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中共十八大報告重申，“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加強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促進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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