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講，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所創造的經濟奇跡並不是沒有代價的，也不會無限期無條件地簡單延續。無論是世界經濟變局的偶然和必然也好，還是中國經濟“30年河東、30年河西”的宿命也罷，中國確實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后迎來了新的變局：原先支撐增長的因素開始發生變化，許多條件已經改變甚至喪失，有些動力已經衰減甚至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阻礙。
首先，在上世紀70年代末，由於中國和世界發達國家存在巨大的發展落差，對外開放帶來了驚人的后發優勢和比較優勢，但這種優勢現在已開始衰減了。中外的知識和信息交流已到達了一個很高的程度，對話和交流仍然重要，但已經失去了當初振聾發聵的啟智作用﹔科學技術差距縮短了，潛在的競爭威脅使技術和市場封鎖的砝碼越來越重﹔資本輸入的綜合引進作用開始讓位於資本有進有出的雙向流動﹔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從當年10％以下上升到2006年的65％以上，遠超美國，今后很難再有上升的空間﹔貿易順差的持續增長多年來已成為對外經濟摩擦的焦點，不可能繼續增加和長期維系，外向型經濟和外需拉動格局的改變已經不可避免，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觸發的經濟衰退隻不過加速了這種調整的緊迫性。總之，對外開放對中國的作用從主要是受益，逐步轉向“雙刃劍”。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
其次，中國已成功地進行了漸進和增量推進的市場化改革，今后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恐怕變得越來越難了。目前中國經濟在競爭性領域市場化的程度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接下來要對能源、資源等相對壟斷的領域進行改革，但這些領域的改革涉及人們的切身利益，已不只是經濟問題，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改革是否徹底的問題，弄不好會增加社會大眾的分歧，甚或降低人們對改革的支持度。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公用事業乃至醫療、教育領域的改革，也同樣困難和敏感。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國保持了一個相對強大的國有經濟部分，對經濟穩定和防止兩極分化與社會對抗起到了積極作用，但腐敗和低效率的弊端屢見不鮮，如何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必須深入系統思考的重大課題。
其三，基於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價勞動力供給，逐步從增長的動力變為進一步增長的阻力。 一方面，在經濟和技術進步條件下，小塊土地的分割承包經營的不合理性日益鮮明地顯現出來，而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拋荒和農業停滯的趨勢。另一方面，離鄉不離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經濟制度的壁壘，阻滯了正常的城市化過程，使已經非農化的約1.5億農民工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過程。這極大地壓縮了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最大的內需增量，並導致了畸形的城市發展結構與利益結構。更為嚴重的是，在絕大多數農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還幾乎沒有起步的同時，由於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業價值，強勢集團和既得利益者的相互博弈，迅速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提前透支和急劇消耗了今后長期增長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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