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地方競爭的利弊從來是有爭議的。地方政府強大的整合資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雙刃劍，既有規模經濟和區域經濟的正效應，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場功能的負效應。地方政府強勢的財政經濟性投入，很難避免追求政績和GDP的浪費以及部分官員的尋租腐敗行為，同時對民間資本又產生了擠出效應。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隨著內需增長和城市化的發展，地方政府從經濟政府向服務政府轉變，地方的投資和土地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變。地方競爭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逐步下降，並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
最后，中國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使中國付出了資源、環境和健康的重大代價，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已經在所難免。但這種轉變本身，在很多情況下意味著成本的增加，從而帶來增長的制約。
因此，如何尋找和激發新的經濟增長點，突破發展的瓶頸，絕不是一個短期政策應對與技術問題。中國經濟未來10年能否延續21世紀頭10年的高速增長？未來的10年會不會進入一個低速的或者說中低速的增長時期？對這一重大問題的判斷，或許是未來10年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發展以及其他一切重大戰略部署的基礎。我們的看法是，盡管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進程中積累了一些矛盾，出現了一些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似的“困境”，但並不能就此簡單得出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喪失動力，必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結論。
第一，中國現在仍然是一個相對落后的趕超型國家。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至今未超過5000美元，按購買力評價也不過是7000美元左右。這樣的發展水平，在科技發展、商業模式、管理方式方面總體上仍然處於趕超階段，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管理理念仍是中國學習的對象。在這個階段，中國的發展是不受科技發展前沿推進緩慢、理念創新達到極限等限制的。趕超型國家與發達國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而差距就是潛力。
第二，中國的經濟是一個大國經濟。中國具有13億人口和廣闊的市場，如此巨大的大國經濟，其根本優勢就是潛在的國內市場。這個潛在市場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地區差異。中國內部既有像北京、上海、廣州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0000美元的大城市，更有不少人均值還不到1000美元的廣大農村。由於經濟發達的城市和落后的農村是處在同一個社會管理體制下，這種差距恰恰構成了中國經濟作為大國經濟不斷發展的潛力和動力。
第三，中國具備保持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資本積累優勢。從拉美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隨著經濟發展，出現了消費率上漲而儲蓄率和投資率下降的趨勢，導致資本積累速度和規模不斷降低，使經濟失去持續增長的根基。中國在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依然保持了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資本積累規模也在不斷增長。盡管過度依靠投資拉動增長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由於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適度增長，仍然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隻要形成合理有效的激勵機制，不斷優化投資結構，中國仍然可以保持較快的資本積累速度，充分發揮其促進經濟增長的資本驅動力量。
第四，中國在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領域仍具有一定的“后發優勢”。市場化改革釋放出的巨大能量，成為推動前三十年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但在某些領域，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仍有很大的推進空間。特別是勞動力、資本、土地、資源、環境等要素市場，仍然存在過度規制和較嚴重的扭曲，價格體系還無法反映要素的真實稀缺程度。未來要素市場的改革深化將通過要素價格的調整和市場機制的“回歸”，引導和誘致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型，從而進一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第五，中國具備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條件。經過這些年的努力，一方面，中國的“家底兒”更厚實了，不但擁有了更加雄厚的外匯儲備，更加完善的基礎設施，更強的科技創新能力，而且擁有了更加國際化的一流人才隊伍，今后可做能做的事情更多了，底氣更足了﹔另一方面，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洗禮”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考驗”之后，中國抵御各種風險挑戰的能力進一步提高了，發展經驗更豐富了。這些都是千金不換的寶貴財富，必將內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總之，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空間仍然存在，投資中國仍等同於投資未來。如果對此喪失信心，就可能會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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