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阻礙改革？亟待從三方面入手

　　近年來，社會上似乎形成了一種“常識性”看法，即認為中國的深化改革將越來越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礙。但凡改革遇到阻力或進展緩慢時，但凡改革成效不盡如人意時，但凡改革發生偏差時，人們很自然地都將矛頭指向既得利益者，認為其在從中作怪。但當我們問及誰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與深化改革有怎樣的邏輯關系時，又少有人能夠說得清楚。既得利益，是一個不能回避的話題，也是一個研究不夠的課題。探討如何突破既得利益對改革的負作用，關鍵要對既得利益有一個清晰認識與理性態度。為此，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歷時半個月，面向5000多位公眾進行了問卷調查，圍繞誰是既得利益者？如何認識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能否成為深化改革的推動者？下一步改革將會觸動哪些既得利益？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阻撓等問題展開討論。

　　一、五成以上被調查者認為“既得利益”是一個“貶義詞”

　　當問及“提到既得利益，您的第一感知如何”時，五成以上被調查者認為“既得利益”是一個“貶義詞”（50.67%），三成多的被調查者認為是“中性詞”（35.24%），一成多的被調查者認為是“褒義詞”（11.16%）。

　　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公眾普遍反感既得利益及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字面意義是指人們已經獲得的某種法定的利益或權益，本來只是個中性詞。抗戰時期，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后方留守處布告》中就用過這個詞匯：“凡在國內和平開始時，屬於邊區管轄地域內，一切已經分配過的土地房屋和已經廢除過的債務，本府本處當保護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變更。”這裡的“既得利益”並無貶義。專家指出，“既得利益”帶有貶義色彩，是從蘇東劇變之后慢慢演化的。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頻頻指責既得利益阻撓改革，使其越來越呈現負面情感色彩，其在多數公眾心中自然也成了貶義詞。

　　在問到“30多年改革開放大家都從中獲利，每個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您是否認同這種觀點”時，共有將近九成的被調查者表示“不太認同”（33.33%）和“不認同”（51.67%）。

這一結果再次表明大家都不太願意跟這個詞沾邊，公眾對既得利益存在負面認知的傾向。客觀講，我們絕大多數人都從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好處和利益。有專家指出，既得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對此也不必過於敏感。因為隻要有利益、資源，就會存在不斷調整配置的過程，所以在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都可能形成既得利益。

　　不同群體對既得利益有不同的理解，通過梳理被調查者意見可以發現，大多普通公眾心中所理解的“既得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仰仗公共權力或資源而獲得的既得利益。以下這個有趣的調查發現或許從一個角度呈現了“既得利益”內涵的多樣性：在調查中，體制外的公眾大多認為“體制內的普通職工是既得利益”，而問及體制內的普通職工，他們卻異口同聲地否認。原因並不復雜，身在體制內的人，獲得了目前社會雙軌制下可以享受的不少好處，如養老、醫療、住房等福利，公眾將其劃為既得利益者理所當然。但對於體制內的普通職工而言，拿著餓不死也撐不著的工資，自己不過是生活在社會夾心層中的人罷了，怎麼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呢？

　　二、誰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部分壟斷國企高管位居第一

　　誰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調查發現，排在公眾心中前五位的既得利益者有：具有資源壟斷特點的國有企業中的部分中高層管理者（68.09%），黨政機關一些具有實權的官員（67.43%），通過佔有資源等發家的部分企業家，如房產商、煤老板等（66.45%），資本市場中的部分金融資本操盤者（62.51%）以及事業單位中掌握資源的部分群體（57.16%）。

　　分析調查結果，公眾之所以認為上述群體位居既得利益主體前列，主要是由於這部分群體手中握有比較稀缺的資源，依靠這些資源他們往往能夠首先獲得其他人得不到的利益。如調查中得票率最高的既得利益者——壟斷國企中的部分中高層管理者，他們在國企改制過程中，擁有較多股份，且享受著比普通企業職工高得多的薪酬待遇，自然會被認為是既得利益者。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公眾心中既得利益者的獲利方式往往與政策和制度安排有關。雖然上述幾個群體得票率較高，但並不表示上述群體中的每個個體都是既得利益者，也不能說明他們獲得的既得利益是違法或違規的。我們應該理性地看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客觀上會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群體。改革開放以來，利益格局不斷調整，因相關改革不到位或體制機制不完善，許多人抓住或利用這樣的機會獲取了利益，隻要這種利益獲得沒有違背法律，就應該得到基本尊重和認同。我們必須承認不同利益群體的客觀存在，也應該允許不同利益群體有機會充分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

　　破除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撓，其前提是承認曾經合法取得的既得利益，這樣才能尋得最大公約數，凝聚最大力量深化改革。但我們決不允許一些既得利益群體通過或明或暗的途徑控制經濟、社會、自然乃至政策資源，為小群體的利益而斷送整個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