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正式提出“新型城鎮化”以來，這一詞匯幾乎成為最熱詞。新型城鎮化究竟“新”在哪裡？作為目前國內城鎮化率最高的區域之一，珠三角下一步如何走出不同以往的新路？粵東西北擴容提質振興發展又能夠從珠三角借鑒什麼，需要注意什麼？帶著讀者、網友的這些問題，本期“熱點面對面”專訪了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廳長王芃（見圖，何俊攝）。
熱點1
新型城鎮化“新”在哪裡？
更加注重人社會生態等綜合因素的發展
南方日報：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預言：中國的城鎮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帶動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李克強總理指出，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是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黨的十八大將新型城鎮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麼，與過去的城鎮化相比，新型城鎮化究竟“新”在哪裡？
王芃：廣東很早就開始了對傳統城鎮化模式的總結和反思。2011年底省委、省政府召開了提高城市化發展水平的工作會議，出台了《關於提高我省城市化發展水平的意見》，明確提出了要探索符合廣東實際的文明、宜居、承載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強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樹立“綠色、智慧、包容、人本”的發展理念。僅就“人本”而言，習總書記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強調過新型城鎮化就是“人的城鎮化”，應“以人為核心”。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新”除了對之前城鎮化模式、理念、價值取向的總結反思，還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是在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與“舊”相對的。
比如我們看上世紀初的美國，1910年美國城市人口達到1個億，由於人口和各種資源財富向城市單向集聚，造成城市地租不斷提高，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問題越來越嚴重，於是郊區化和逆城市化現象大量發生。也就是說，當傳統的單向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城市自身的問題在現有地域范圍內解決不了，則逆向的、多向的、在更大的區域中尋求解決辦法就成為必然。
綜合以上兩方面來看，新型城鎮化的“新”，一是在城市內部，更加重視經濟因素以外的人的因素、社會因素、生態環境因素等綜合因素的發展，特別是涉及城市功能、空間組織、公共服務以及人的各種生產生活需求在質量上的全面提升﹔另外就是區域的概念，超越單個城市、在更廣闊的地域范圍內建立新的充滿活力、合作共贏的都市區空間關系。
熱點2
珠三角如何打造世界級城市群？
建立健全以大都市區化為主導的空間發展機制
南方日報：從剛剛聊的看，您十分關注和了解國外城鎮化、尤其是美國大都市區化的相關經驗。這些對珠三角打造成為世界級城市群有何意義？
王芃：珠三角地區是國內城鎮化發展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像佛山、東莞、中山經濟實力和城市化水平相當可觀，但沒有明確的城市中心，以鎮為單位、分散布局，城市形態很特殊，有別於一般意義上中心——邊緣的城市格局。如果將這類情況放在更大的區域、並結合廣東的發展實際來看，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十分清楚。以“東莞模式”為例，東莞處於廣州和深圳兩個特大城市中間，同受其輻射影響。在兩個強者之間，東莞並不是被動承接，同樣在靈活政策和制度安排上結合實際創新，調動各鎮積極性，發揮產業和市場一體化優勢，形成了這種以鎮為單元、多中心的經濟社會發展格局。以過程和結果看，這完全符合都市區化的發展規律。城鎮化離不開區域內部城市（鎮）與城市（鎮）之間的聯合和協作，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一個城市可以“獨善其身”。因此建立健全以大都市區化為主導的空間發展體制機制，推進珠三角世界級城鎮群建設是廣東再創新優勢實現新發展的戰略選擇。
南方日報：那具體應該借鑒什麼呢？
王芃：以大都市區化支撐新型城鎮化、打造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應當注重三個方面經驗的借鑒：
一是對區域空間政策的高度重視和創造性運用。無論是有28個成員國的歐盟經濟共同體，或者美國的大都市區，還是日本的大東京都市圈，都十分注重區域層面的共同政策和合作發展規劃的制定。
二是注重制度創新。應當將大都市區作為現代空間經濟活動的基本單元，注重從整體效益出發對重要基礎設施投資進行有效引導。以美國為例，各大都市區設立大都市區規劃組織，美國聯邦交通法案等規定，大都市區必須建立大都市區規劃組織才可享受聯邦基金的項目資助，而該組織有權根據大都市區的相關規劃，對區域內地方申請撥款的項目進行認定並確定優先度，直接決定大部分資金的使用方式。這種以區域規劃為導向、將地方發展與國家財政支持相挂鉤的制度，極大地促進了區域協調發展和整體實力的形成。
三是注重市場一體化制度的構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要素無障礙流動，用“以腳投票”的方式促進共同市場和產業布局。此外，一些非政府組織在促進區域協調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比如美國區域規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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