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與他的四本書
戴逸先生入世之初，伴隨他的是近百年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更。軍閥割據，八年抗戰，四年內戰，直到新中國成立，所有那些現代歷史中出現的社會動蕩就是戴逸先生一路走來的大背景、大舞台。大難之際，很多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躲避戰事，逃亡求生。戴逸先生則沒有逃避歷史的大趨勢，他投入了反飢餓、反獨裁的浪潮中。新中國成立以后，戴逸先生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從北京東四十條的大院裡，可以看到戴逸先生在深夜漫步於灰樓小花園中思索中國近代史的身影﹔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戴逸先生寫過800多篇文章，其中沒有一篇是批判文章，先生自始至終保持了一個學者的良心。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后期，在同樣的大院裡，戴逸先生自己也被卷入到暴風驟雨的批判浪潮中，即便是在雹打春紅時，也仍然在讀書﹔七十年代初期，在三九天寒的江西干校喂豬歲月中，他是養豬模范，仍然在讀書﹔九十年代以后，滿目繁華，他還是在讀書工作﹔八十六歲高齡之際，面對喪妻之痛，“緣已盡，淚如雨”，他仍然在工作﹔可以說，無論什麼都擋不住他在浩蕩史海中究天人之際，探歷史真諦的努力。
古往今來，真正的學者學的是做人，是在學問之中磨練自身的質量﹔是隻問耕耘，不問收獲﹔是無謂名聲與富貴而甘於清貧一世﹔是將一天做一年，而非將一年當一天。戴逸先生說：如無人品，何談學問。此應說出了做學問的根本。
戴逸先生在過去的六十年學術生涯中，不斷攀越歷史學術的高峰。戴逸先生論著甚多，其中值得特別提出的有四本書：
一是《中國近代史稿》，此書是戴逸先生早年成名之作，也是當時教育部指定的全國歷史教材。這部書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最先從思想理論角度寫歷史的近代史著作，敘述了一個個歷史運動，以及運動的產生和失敗的原因。二是《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這部著作出現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其重要性在於以嶄新的思維方式開創了中國研究清朝邊疆史的先河。三是《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這是戴逸先生研究清朝歷史過程中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其重要性在於將清朝歷史放在世界歷史范圍中進行探討，提出一系列新的歷史觀念。四是《涓水集》，此書是對於編撰國家大型清史工程的描述，其中闡述了整個工程涓涓細水演為滔滔洪流的具體細節，也包括了對清朝歷史發展過程的精辟分析。我認為，這四部書是戴逸先生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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