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光遠手跡
編者
於光遠先生走了。這位“死不悔改的馬克思主義者”（何祚庥語），養成了“無時不思、無日不寫”的習慣，其一生著述多達數千萬言。他的去世，於學界，永遠少了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於本刊，則痛失一位不可多得的作者。於老生前曾多次接受本刊的約稿，他在本刊發表的文章中，既有宏篇大論，如《從社會生產力的角度來看時代》等，又有短小精悍的學術隨筆，如《笑話的力量》等，還有頗有新意的《我正在研究“生長老病死”問題》等。從他的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管窺其研究領域之廣闊，其學術見解之深刻，其治學精神之嚴謹。
前不久，我的恩師於光遠先生走完了98年人生之路。作為他的第一屆哲學研究生，我撰此拙作，不隻寄托思念，還借此呼吁社會，重視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當今世界，正向知識經濟社會過渡。如何培養更多復合型人才，是實現中國夢過程中需要更加重視的現實課題。在我的心目中，於光遠先生可謂復合型人才的楷模。
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於光遠先生被學界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這主要是基於他“學識淵博，學貫‘兩科’”（龔育之語）。他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文化學、生態學、辭書學及休閑學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詣。他一生筆耕不已，留下三千多萬字的近百部著述。其實，他不只是個學者，還是個堅定的革命者、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於光遠先生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與著名科學家錢三強、王大珩、何澤慧等同班。他對物理學研究很有天賦與功底，其導師周培源於1936年赴美，曾帶有幾篇學術論文，請愛因斯坦過目指正。其中一篇關於“廣義相對論”的，就為於光遠所著。若那時他去美國，肯定后來也能成一位大物理學家。但當時日本已入侵華北，為了救亡圖存，他毅然投筆從戎，參加“一·二九”運動，又加入中共，轉赴延安，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他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尤關注政治經濟學與自然辯証法，他將恩格斯德文版《自然辯証法》翻譯成了中文。新中國成立后，他主編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成為廣泛使用的教科書。
我作於光遠先生的研究生時曾聽他講過：有次日本著名物理學家坂田昌一訪華，他約錢三強陪坂田昌一在頤和園游湖。他對日本友人說，當年大學畢業時，他同錢三強約定，一個出國深造物理學，回來搞建設﹔一個去延安參加革命，創建新中國。如今果然異途同歸，一起建設祖國。這令日本科學家無比敬重，欽佩不已。我想，這也許就是當年中國青年的理想與擔當。
“文革”中，於光遠先生雖然受到嚴重沖擊，卻從不放棄研究。當1975年鄧小平復出后，他又被吸納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為政治寫作班子負責人之一。“文革”結束后，他直接參與真理大討論，參與起草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關重要文件的起草。1988年，他出版的《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成為當時十大經濟名著之一。1992年，他寫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引領理論界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風氣之先。
於光遠先生還是一個興趣廣泛的社會活動家。他不斷提出新課題、新點子，開拓新領域、新行業，倡導成立各種學術團體。記得多年前，他因患上癌症住院，我去看望他時，感覺他的病房簡直就是個“社會沙龍”，每天各式人物來訪不斷。他仍思如泉涌，各種點子、主意、觀點，信手拈來。其思緒之活躍，興趣之盎然，哪像個重病的老人？！可能正是由於他身上的這種力量，使他戰勝了癌症。
於光遠先生自稱是個“雜家”。實際上他是個全方位的大雜家，也即當今所倡導的復合型人才。我從他身上總結出五個“貫通”：一貫通文理。中國大學文理分科森嚴，甚至從高中就開始。其實真理、知識、智慧是不分文理的。我在北大讀了六年制生物系，畢業后又轉到哲學系讀他的哲學研究生三年，才漸漸消除文理的界限。惟有如此，才能使知識融會貫通。二貫通東西。人類有史以來幾千年中形成的東西方兩大文化，各有其優缺點。我們惟有貫通東西兩種文化，知此知彼，才能融合再創新。三貫通古今。當今世界，是人類近幾千年文明史的延續與發展。不懂昨天，豈知今日。我們惟有通今博古，古為今用，才能由古到今，弄清社會發展的來龍去脈，從而把握未來。四貫通知行。有些學者常脫離實際，知多行少，不接觸群眾，不參與實踐。有些實干家，不愛學習理論，單憑自我經驗，實踐中充滿盲目性。惟有貫通知行，將理論聯系實踐，實踐依仗理論指導，才能發揮聰明才智。五貫通天人。人是從大自然中走來的，也將再度回歸大自然中去。惟有貫通天人，才能正視生死，泰然處之。可以說，於光遠先生就是這五個“貫通”的成功踐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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