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思索的思想家
我是1962年在北大生物系畢業后，考上於光遠先生哲學系研究生的。他指導研究生，並不靠課堂教學，而是同學生一起聊天。在互相交流中，傳遞思想，啟發靈感，指點迷津，舉一反三，由研究生自己再去選課、讀書、領悟、反思、總結。
在教學中，於光遠先生特別重視Idea,尤其New Idea(新想法、新點子)。記得有一次他對大家提了這樣一個問題：標點符號中的問號是怎麼來的？我們僅知道古漢語文章中，本無標點符號，而是五四運動推廣白話文時才從西方引進英語中的標點符號，問號則為“？”。他考証這“？”是英語Question(問題)的第一個大寫字母Q，由它延伸演變而成“？”的。他重點強調“？”如一把鉤子，你腦中要不斷出現問號，問號越多，鉤子越多，就能鉤來更多知識和學問。一個人若墨守成規，人雲亦雲，不善思考，不敢懷疑，就出不來問號，少了鉤子，學問就少了，也出不了New Idea。
於光遠先生把問號比作鉤子，對我們很有啟發，凡事皆應問個為什麼。然而，在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那個真理被權威壟斷的年代，善於獨立思考，凡事問個為什麼，卻是十分危險的。不過，他還是敢於思考，鼓勵思考的。記得八屆十中全會后，以階級斗爭為綱逐漸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有一次，我們在課堂上討論學習《反杜林論》心得。我著重談了對恩格斯關於“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隻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段話的理解，並提出了我們認識問題往往從原則出發，而不從現實出發，把原則當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東西。當時就有人反駁說：我們分析社會問題，難道可以不以階級斗爭原則為出發點嗎？這一質疑，在那種年代的環境下，無疑相當凝重，使我感到壓力與緊張。但我發現，於光遠先生卻不以為然，他為我解圍地笑笑說：“允許思考，可以去想”。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心中徘徊。直到真理標准大討論后明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后，人們才承認一切原則隻有在其經過實踐檢驗后才能確定是否是真理性認識。
作為一個思想家，於光遠先生總是盡量堅持自己的獨立人格與思想自由。這一點，令我受用終身。思想永遠屬於自己，可自由馳騁﹔寧可沉默，也不說違心的假話。正因為他具有這種思想家的品格、勇氣及智慧，所以才能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提出許多順應時代潮流的觀點，為推動社會進步作出貢獻。
永遠樂觀的“大玩家”
於光遠先生經常談笑風生，總是其樂融融。“文革”初起，中宣部首當其沖，在“砸爛閻王殿”中，他被當做“判官”遭到批斗。但聽說他每遭批斗后，吃飯時總是多吃一個饅頭，以補充體力消耗。一般人挨斗，身心受挫，有的痛不欲生，他卻總是樂呵呵的，反而吃得更香。由此可見其胸懷坦蕩的樂觀主義精神。即使晚年他患上了可怕的癌症，也坦然笑對，后來竟然轉危為安。
於光遠先生自稱是個“大玩家”，患病時自己給自己寫悼詞，並說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一行字：“大玩家於光遠走了”。確實，他很愛享受生活的快樂。他力主開創休閑經濟學，發展休閑產業，並組織人寫了一套休閑學叢書。年老后，他還收集各種玩具，寫過《兒童玩具小論》及《玩具大綱》等。他80多歲學電腦，86歲自建個人網站。每年外出講學、咨詢不停，走不動了，仍以輪椅代步走天下。直到95歲后，他才逐漸不愛講話，慢慢安靜下來。我曾聽他說過，隻有失去生活情趣了，人生才漸漸走向終點。誠然，隨著近年來生活情趣的遞減、消失，他逐漸告別了豐富多彩的人生。
於光遠先生雖然走了，他的思想、著作、人品、風范，以及他復合型人才的成長道路，卻是一筆寶貴的社會遺產，值得傳承下去。尤其是他作為復合型人才的楷模，很值得中國教育界研究。我們的學校，如何才能培養杰出的復合型人才？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於光遠先生的人生軌跡中尋找到某種答案。
(朱相遠 作者為全國人大原常委、北京市政協原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