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他高度重視執政黨的黨風建設，始終把加強和改進黨風作為黨的建設的戰略任務。今天，重溫他改進黨風的重要論述，依然能感受到偉大的思想光輝，體味到巨大的精神力量。
一
鄧小平對黨風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1977年7月，他在第三次復出之初就指出：“要搞好我們的黨風、軍風、民風，關鍵是要搞好黨風。”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他強調：“在目前的歷史轉變時期，問題堆積成山，工作百端待舉，加強黨的領導，端正黨的作風，具有決定的意義。”1985年9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又指出：“端正黨風，是端正社會風氣的關鍵。”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針對改革開放初期的新形勢、新任務、新問題，作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論斷，對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端正黨風重在解決實際問題。鄧小平指出，端正黨風關鍵是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堅決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貪圖享樂、鋪張浪費等腐朽思想，發揚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這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要反對的“四風”。
關於反對形式主義。鄧小平認為，形式主義盡管有諸多表現，但其共同點都是追求表面文章，不講實際效果、實際效率、實際速度、實際質量、實際成本。改革開放之初，他就對弄虛作假、空喊口號、鼓虛勁不鼓實勁的形式主義提出批評。1992年初，他在南方談話中還尖銳指出：“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復，新的語言並不很多。”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他積極倡導弘揚實事求是作風，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最起碼的原則”，“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他大力提倡開會要開小會，開短會，不開無准備的會，“不開空話連篇的會，不發離題萬裡的議論”。“重復的話要講，但要精簡。”他要求開會、講話都要著眼於解決問題，“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他反復告誡，“那種隻靠發指示、說空話過日子的壞作風，一定要轉變過來。”
關於反對官僚主義。鄧小平深刻認識到，官僚主義現象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他說：“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官僚主義”，“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事業很難順利發展”。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就提出：“要搞四個現代化，把社會主義經濟全面地轉到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來，非克服官僚主義這個禍害不可。”在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等講話中，他對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表現及危害等進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另一病根是，“我們的黨政機構以及各種企業、事業領導機構中，長期缺少嚴格的從上而下的行政法規和個人負責制，缺少對於每個機關乃至每個人的職責權限的嚴格明確的規定”。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通過的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把“反對官僚主義”作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之一。在1983年開始的整黨中，把反對官僚主義作為整頓作風的重要內容。克服官僚主義也是這一時期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
關於反對貪圖享樂和浪費之風。鄧小平認為，我們國家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比較落后，如果一味追求享樂，鋪張浪費，則中國要實現“三步走”發展戰略，目標不能達到，事業不會有希望。如果我們的黨員干部搞特權、搞特殊化，貪圖享受，則必然敗壞黨風和社會風氣。他說，“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脫離群眾”，“這不單是一個黨風問題，而且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成了一個社會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搞四化，情況會逐步好起來，但是好起來也要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艱苦奮斗還是要講，一點不能疏忽，要勤儉辦一切事情，才能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於克服腐敗現象”。他特別強調黨員干部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要抓緊對人民進行艱苦奮斗精神教育，“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把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寫入中央文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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