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 1959年生，江蘇南京人。1988年於南京大學研究生院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3月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文學評論》編委。著有《大歷詩風》《王漁洋事跡征略》《清詩話考》等。
韓愈 選自（清）上官周《晚笑堂畫傳》
昌黎先生詩集注
從宋人“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的指摘，到清代杜甫、韓愈、蘇軾之詩“鼎立為三”的推崇，千余年來，世人對韓愈詩歌的評價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我們知道，韓愈在唐代基本上是以古文家名世的，宋人雖盛推其古文，但在詩歌的評價上則有所保留。沈括《夢溪筆談》甚至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認為韓詩有著背離世所公認的詩歌美學特征的傾向。黃庭堅也說：“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宋代批評家顯然很認同“以文為詩”的評價，多有具體指摘。由元及明，韓愈始終不冷不熱。只是到了清初，韓愈詩歌的地位才突然有了飛躍性的提升。葉燮《原詩》首先將韓愈與杜甫、蘇軾相提並論，推崇為古今最重要的三大詩人，所謂“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為三”。
葉燮推崇杜、韓、蘇為古今三大家的理由很獨特，是基於其改變和影響詩史走向的才力，其中涉及韓愈的理由是：“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這顯然是一個很新穎的、個人化的判斷，回顧以往的詩學史，不僅沒有這樣的看法，甚至杜甫、韓愈、蘇軾對詩歌的變革，在某些批評家眼中還對應著詩道大壞的三個步驟。首先是唐詩體壞於杜甫之說，代表性的論斷可舉出焦竑《焦氏筆乘》所載鄭善夫之語，一則說：“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一則說：“長篇沉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為貴，但可以為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為詩，雅道大壞，由老杜起之也。”次則為詩格變於韓愈之說，出自蘇東坡：“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既承認其美，又強調其變異於傳統詩格，等於判定它是一種另類之美。至於詩壞於蘇東坡之說，已見於張戒《歲寒堂詩話》：“《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壞於蘇、黃……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大體說來，在被視為詩格頹壞的這個鏈環中，韓愈始終處在一個承前啟后的位置上，承擔著較大的責任。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韓愈詩中一些有悖於詩家常規的藝術表現，在堅持傳統審美理想的人看來，無疑是對詩歌本質特性的根本背離。宋代嚴羽曾說：“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在這種古典美學觀念的主導下，直到清初，韓愈詩歌還只是在某些方面得到肯定，比如王漁洋曾肯定其古詩聲調的典范性。而像葉燮這樣對韓愈的詩歌創作給予全面肯定，應該說意味著韓愈所有悖於常規的“變”已得到正面的肯定。
我們知道，對韓愈“以文為詩”的認識自近代以來成為韓愈評價的核心問題。韓愈詩歌所有逸出常規的表現，都被歸結為好奇變異的藝術追求，從拓展詩歌表現力的方面給予積極評價，如陳寅恪《論韓愈》一文認為韓愈詩“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但與此同時，韓愈詩歌的閱讀感覺及文體學評價卻無形中被忽略或回避了。其實，隻要我們拋開那些文學史的后設評價，以一個讀者的平常心，平心靜氣地閱讀韓愈那些詩作，就會感覺到，他對古奧趣味和奇異風格的追求，明顯可見遠承顧況、近師孟郊，帶有刻意造作的痕跡，與當時詩壇的一般趣味格格不入﹔聯系到書法方面對“羲之俗書趁姿媚”（《石鼓歌》）的鄙視，便隱約讓我們感受到韓愈文藝觀中追求陌生化、流於粗俗化而遠離傳統審美趣味的現代文化品格。
但問題是，作為讀者，無論我們多麼高度評價韓愈詩歌的獨創性，也無法擺脫實際閱讀時缺乏樂趣的艱澀感覺。事實上，韓愈詩歌受到的批評大都緣於閱讀經驗與感官愉悅的背離，他作品中那種遠離大歷詩流利清暢之風的生澀感，顯然與“陳言之務去”的詩歌語境有著直接的關系。在他之前，大歷詩人憑著高超的藝術技巧和對律詩的專精功夫，以數量不菲的創作，將已被盛唐人磨得圓熟的五律和尚未及磨得圓熟的七律都推進到一個相當成熟的境地，同時也因熟而至陳，使后繼者不得不在“影響的焦慮”下產生求新求變的意識。生性好奇的韓愈，在孟郊詩風的啟示下，立即投入“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醉贈張秘書》）的寫作實驗中，以至於給后人留下這樣的印象：“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辟一境。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辟山開道，自成一家。”
應該說，韓愈的文學創作整體上都有著求奇主變的傾向，但這種努力在詩歌與古文中的表現及結果截然不同。韓愈作文取法極廣，融會貫通，文從字順，改變了前輩古文家那種生搬古語的習慣。但他的詩歌卻不同，以新異為目標，以生澀為終點。生澀乃是一種全新的感覺，相對大歷詩的圓熟尤其如此。它使詩歌閱讀變成一種需要反復咀嚼的艱難體驗，絕不可能輕鬆而不費心思地完成﹔它還要求讀者具備相當的知識儲備，甚至多識字、通訓詁。在這之前，沒有人敢於這麼對待讀者，或對讀者的資質提出如此高的要求，就連藝術感覺和表現手法異常奇特的孟郊也不至於如此。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量，清代詩人王士禛因此稱韓愈詩為“英雄語”，展現為一種全新的詩歌美學風貌。
古典詩歌美學的顛覆
即便杜甫詩歌在日常化和俚俗化兩方面露出苗頭，也只是邁向生活化的方向，無悖於唐詩清奇雅正的審美理想，更未破壞甚至動搖古典美學的基礎。但到韓愈情況不同了，古典詩歌的美學傳統在他的創作中遭到全面的破壞。
眾所周知，古典美的要義不外乎這樣幾個層次：內容是典雅的，形式是和諧的，內在精神與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系，而直觀上又能給予欣賞者感官的愉悅。韓愈以前的詩歌，即便杜甫詩歌在日常化和俚俗化兩方面露出苗頭，也只是邁向生活化的方向，無悖於唐詩清奇雅正的審美理想，更未破壞甚至動搖古典美學的基礎。但到韓愈情況不同了，古典詩歌的美學傳統在他的創作中遭到全面的破壞。下面我從三個方面來加以說明。
首先是韓詩取材對“雅”的顛覆。在題材層面，韓愈變李白的雄奇而至險怪，變杜甫的家常而為俚俗，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典雅的追求，而則取材的俚俗一點更為突出。《病中贈張十八》劈頭就說：“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暴下就是急性腹瀉。清人顧嗣立評道：“以此為發端，自是累句。”以往的詩歌中何曾出現過如此鄙俗的內容？除了韓愈，又有誰敢這樣開篇呢！
與取材的鄙俗相應，韓愈詩的意象時常涉及粗鄙、丑陋的事物。《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述老態：“我雖未耋老，發禿骨力羸。所余十九齒，飄飖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褷褵。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憑書案，譬彼鳥黏黐。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隳。孤豚眠糞壤，不慕太廟犧。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虫食枯骴。”其中“鳥黏黐”“豚眠糞壤”“陰虫食枯骴”三個比喻滿是腥臭陰森的感覺。此外《劉生》《納涼聯句》等篇也有類似的例子，他所詠的事物本身其實並沒什麼特別猙獰的氣象，但他硬是要描繪、比喻得異常猙獰和血腥，奇則奇矣，而雅的趣味已蕩然無存。
其次是韓詩聲律的反和諧傾向。取材和意象層面的鄙俗化畢竟還只是部分作品的局部問題，而韓詩在聲律層面上的反和諧、反自然傾向更明顯而整體性地體現了韓愈對古典審美理想的叛逆和背離。在韓愈之前，詩人們都以流利清暢的聽感為目標，追求朗朗上口的和諧感覺，而韓愈卻專門尋求生澀粗硬、喑啞拗口的韻調。其具體表現，一是好押強韻，這在貞元十四年（798）31歲所作《病中贈張十八》中已開其風，全詩押窗、逄、邦、撞、扛、雙、、江、幢、杠、缸、、厐、降、肛、哤、龐、腔、瀧、、樁、淙等字，半數以上屬於難押的強韻。有時，韓愈詩押的字甚至不見於韻書。就連極度推崇韓詩的翁方綱也不能不承認：“一篇之中，步步押險，此惟韓公雄中出勁，所以不露韻痕，然視自然渾成、不知有韻者，已有間矣。”二是古體詩顯露出強烈的反律化傾向。初唐以來，即便是寫作古風或樂府，詩人們也自然地套用近體的平仄格式，以獲得和諧的韻律。但韓愈寫作古詩，明顯心存挑戰句律極限的念頭，大量地使用不和諧句律。可以想見，這將給閱讀帶來什麼樣的不和諧之感。清代學者姚范在《援鶉堂筆記》中指出：“韓退之學杜，音韻全不諧和，徒見其佶倔。如杜公但於平中略作拗體，非以音節聱牙不和為能也。”
第三是韓詩語言的反傳統特征。古典藝術的生命原在於形式美的創造，背離公認的形式美的藝術實踐，肯定會與受眾的接受期待產生抵觸。韓愈詩歌取材的去雅入俗，聲律的棄諧求拗，都明顯具有反形式美的傾向，在感觀上就很難給人愉悅的感覺。他究竟為什麼要冒詩家之大不韙，堅定走向這背離時尚和閱讀習慣的道路呢？看來是出於“惟陳言之務去”的沉重焦慮，從而決然追求“陌生化”的效果。所謂陳言，不隻包括詞匯，也包括詞匯蘊含的意象和附著的聲音，更包括構成詩句的節奏和語法。
韓愈的詩歌正像其文章一樣，不襲陳言，戛戛生造。葉燮對韓愈詩歌的高度肯定，首先就著眼於這一點：“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施補華《峴佣說詩》則注意到：“韓、孟聯句，字字生造，為古來所未有。”這些批評聽起來似乎都與“無一字無來歷”的傳統評價相矛盾，其實准確地說，韓愈生造的不是字，而是詞，即古人所謂“語”。《秋懷詩》其五，顧嗣立評為“字字生造，新警之極”，然而詩中並未用什麼怪異字樣，其生造全在於雙音詞的搭配都是無例可循的新奇用法。同理，將常見詞語顛倒詞序也是一種近乎生造的手法，歷來為批評家所注意。顧嗣立《寒廳詩話》指出：“韓昌黎詩句句有來歷，而能務去陳言者，全在於反用。”顛倒詞序雖古已有之，不過偶然一見，而韓愈則明顯是有意為之。如《孟生詩》雲：“自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贈劉師服》雲：“隻今年才四十五，后日懸知漸莽鹵。”《答張徹》雲：“紫樹雕斐亹，碧流滴瓏玲。”《雜詩》雲：“當今固殊古，誰與為欣歡？”《東都遇春》雲：“岸樹共紛披，渚牙相緯經。”《感春五首》其五雲：“誰肯留念少環回。”《送湖南李正字歸》雲：“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參差、鹵莽、玲瓏、歡欣、經緯、回環、偃息這些常語，一經顛倒，頓時產生陌生化的效果。
金代詩人趙秉文曾指出：“杜陵知詩之為詩，而未知不詩之為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灝溢而為詩，然后古今之變盡矣。”韓愈一方面發展了大歷詩中已出現的文句傾向，即以正常語序、語法完整的句式來改變杜甫式的非正常語序，消解詩歌語言特有的跳躍感和簡練意味。如《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后二首》其二：“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虫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后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所有詩句都形同散文。同時他還以背離詩歌習慣的語序與節奏，來造成閱讀的陌生感。像《嗟哉董生行》這樣的作品，節奏任意到幾不可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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