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度超過以往 挑戰前所未有
機構改革不易，轉變職能更難。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言出必行，說到做到，決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輕，更不能搞變相游戲。”國務院領導在年初記者招待會上擲地有聲的話語，道出了這場改革的艱巨性和推進改革的堅定決心。
“觸動利益的確比觸及靈魂還難。”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教授吳亦明認為，近年來，通過不斷推進政府信息公開，以及各地大力推進政務服務中心建設，“門難進、臉難看”的問題大大緩解，但“事難辦”的現象依然十分突出。主要原因是一些政府工作人員服務群眾意識不強，有的甚至濫用權力、以權謀私。
北漂青年小周回老家河北衡水辦理護照，竟然跑了六趟才辦成﹔鄭州一孕婦４個月跑了２０趟仍未辦成准生証﹔江蘇創業青年小狄跑了１１次才辦成了營業執照和法人執照……近期，媒體曝光了一批群眾“辦証難”事件，引發各界強烈關注。群眾辦事何時不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逐漸步入深水區。
王滿傳認為，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簡政放權等大原則清晰，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相對邊界並不清晰。如何明確地劃分、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部門內部和上下級如何配置權力無論在理論界和實踐中均無定論。
“在理論界沒搞清楚的情況下，隻能依靠在實踐中摸索，要鼓勵地方政府先行先試。”他說。
他認為簡政放權要有步驟地實施。目前，市場主體、社會主體發展不成熟。例如，企業的治理結構不健全。一下子放開，政府也不習慣。過去幾十年來，市場主體的成熟程度要優於社會組織。好多事情讓社會組織做，方向沒問題，但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暫時恐怕難以擔當相應責任。
王滿傳說，簡政放權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在下放行政審批權后，政府面臨監督、監管如何適應的問題，如何避免“一放就亂，一亂就收”？“過去，人家抱著材料。你（政府工作人員）坐辦公室。現在不找你審批，（執法部門）就必須經常下去，搜集企業運營情況，但又不能擾民。政府部門是否具備這樣的人力物力去監督？”
“地方政府在機構改革、精兵簡政過程中會不會為完成指標等任務玩虛的？搞明減暗增、邊減邊增那一套？一些部門或地方會不會以紅頭文件等多種方式變相保留相關權力？”王滿傳說。
“管”“放”平衡 用好“看得見的手”
“如果說機構改革是政府內部權力的優化配置，那麼轉變職能則是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說白了，就是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這是今年年初國務院領導對機構改革提出的總體思路。
但“為”與“不為”如何劃界，“管”與“放”如何平衡，不但考驗改革者的智慧，也事關改革的成敗。
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秩序還不完善，一些地方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侵權盜版行為時有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接二連三。
“這些問題的出現，與政府的市場監管不到位直接相關，必須採取措施切實強化市場監管。”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周文彰說。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未來５至８年，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發展方式，重要的前提是實現‘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走向“有限政府”，當前仍需加強三個層面的政府放權，即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地方放權。
周文彰建議政府在放權的同時，要加強和改善管理，強化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職能，管好該管的事。“隻有下放權力和加強管理兩方面並重，才能使政府職能轉變順利推進下去。”
如何處理好“放”與“管”的關系？周文彰認為在這方面仍需要摸索。“我們出現過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問題。政府職能的管與放，要有步驟、有計劃地探索進行。”他說。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濱說，政府向市場、社會和地方放權以后如何監管？目前路徑還不清晰。市場之手也有弊端。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２年，英國放開金融市場，由於政府監管乏力，金融業逐漸成為“資本的賭場”，直接造成此后一系列金融危機。通過加大政務信息公開力度，倒逼各級政府和部門轉變工作作風，提升行政效率，已被証明是一條可行的路徑，下一步應該更大力度推進。（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３０日電 記者 江國成、凌軍輝、崔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