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前瞻：簡政放權是深化改革的總開關

　　頂層設計的第二步：科學定位、轉變職能

　　思想認識一旦能夠統一到願意自覺減少政府的資源權和干預權，應該說，就有了付之行動的一個重要基礎。但是光說而不練是不行的。因此，頂層設計接下來的第二步就是科學合理地界定政府職能。這實際上也是我們一直在說、一直在做的事情，即轉變政府職能。

　　從理論來說，政府職能定位問題實質上就是政府和市場孰輕孰重、孰強孰弱的問題，而這已經成了人們治理經濟的永恆性課題。這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其關鍵就在於如何把握好一個“度”。一般地，從微觀角度來說，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由一個個分散主體決策的經濟行為，隻有“看不見的手”反而能加以自動調節﹔從宏觀角度來說，市場由於其分散性與復雜性所決定，個體難以或者甚至無法自動從總量即宏觀的角度予以調節，這就決定必須動用“看得見的手”，即政府干預。正是這兩手的適度運用，微觀層面的資源配置不僅高效而且簡約，宏觀層面的資源配置得以公平與均衡。問題在於，政府之手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插手到微觀層面，而違背其存在的初衷，從而添亂。而市場之手又總是會如脫缰的野馬毫無駕馭，無限放任的結果就是供求失衡，從而引發經濟危機。因此，隻有科學合理地界定政府與市場各自的職能邊界，特別是明確政府職能，才能相安無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從歷史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就十分注意研究解決政府職能定位的問題，特別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問題。回顧一段經典歷史文獻中的真知灼見是非常有價值的。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針對過去及當時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的問題，已經十分深刻而鮮明地指出“沒有觸及賦予企業自主權這個要害問題，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進而強調“按照政企職責分開、簡政放權的原則進行改革，是搞活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迫切需要。”並為此在緊接著的闡述中具體規定了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主要職能。說實話，我們既應為此而自豪，因為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們就已經認識到、提出來、並付之行動了﹔我們又應為此而慚愧，因為同樣將近三十年過去了，雖不能說完全沒有破題或者進步，但至少問題依然存在、個別甚至十分頑固。

　　從現實來說，我們黨對政府職能定位問題的理論探索和具體實踐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我們今后還將不斷探索完善下去。同時，根據多年來的實踐經驗，對於政府職能定位也已形成相對一致的共識。黨的十八大報告就對政府職能作了十分精辟的最新概括，即“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不禁讓人拍案叫好！再一細想，更覺確實如此。如果政府能干好這三條，不僅可以很好地解決好長期困擾我們的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等問題，而且已經相當不容易。因此，政府何苦再攬那些干不好、干了也費力不討好的事呢？果如此，人民有福、國家有福、政府自身亦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