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們不應當懷疑經典經濟學關於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論述，應當積極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在這一方面積累的寶貴經驗。
在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市場的最基本功能是政府提供社會經濟運行所必須的，企業又不願意干的，政府具有比較優勢的公共產品，而資源配置則是市場的天職。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關於可以把資本用在什麼種類的國內產業上，其生產能力有最大價值這一問題，每一個人處在他當時的地位，顯然比政治家或立法家的判斷要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別人應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地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問題，而且是僭取一種不能放心地委托給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於任何委員會或參議員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的、荒唐的、自認為有資格的人，是再危險不過了。 ”亞當·斯密具體論述了政府的職能，即第一是提供公共安全。斯密說，“君主的義務，首先在於保護本國社會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 ”第二是提供法律秩序和社會公正。斯密說，“君主的第二個義務是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壓迫，換言之，就是建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 ”第三是提供其他公共產品。斯密說，“君主或國家的第三種義務是建立並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這類機關和工程，對於一個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質來說，如果由個人或少數人辦理，那所得利潤絕不能償其所費，所以這種事業不能期望個人或少數人出來創辦或維持。 ”斯密這裡所講的，實際上就是現在人們所講的公共產品。對於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現代經濟學進行了繼往開來的研究，在大致框架的劃分上，基本上沒有超越亞當·斯密的論述。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也基本上遵守了市場經濟對政府職能的要求。我們看不到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頻繁地用行政手段干預經濟，也看不到這些國家的地方政府直接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更看不到這些國家唯GDP馬首是瞻。正因為政府扮演了它應當扮演的角色，這樣的體制才是高效的。
旨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紅利
中國經濟要持續健康發展，要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繼續推進一切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就不會有中國經濟發展的今天。中國經濟要持續健康發展，要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繼續推進一切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一場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是要把錯安在政府身上的手還給市場，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是在封建社會裡造成的。在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在其中進行的關系，封建農業和工業組織，一句話，封建的所有制關系，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系已經在阻礙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作為一個類比，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建立的，計劃經濟迄今依然痕跡很濃，甚至有不少封建社會殘留的東西，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必須對這些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東西進行徹底改革。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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