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新時期國際制度的挑戰

　　此外，“積極抵制”戰略更不利於弱國的經濟發展。20世紀70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提出了“依附理論”，希望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脫鉤，擺脫依附地位，自己形成一個獨立經濟圈子。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一些亞洲經濟體採取參與國際經濟體系的戰略，與霸權主導國美國合作，利用西方的資本、技術和資源。結果20年后，依附論國家陷入了“拉美陷阱”，那些亞洲經濟體變成了“四小龍”。
　　由以上例子，我們大體可以認為，“抵制戰略”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難獲得成功。
　　其次，分析“參與戰略”選項。它包括“消極參與戰略”和“積極參與戰略”。所謂“消極參與”，就是有選擇的參與，隻參與那些目前對本國有利的國際制度，對那些可能損害本國利益的國際制度敬而遠之。所謂“積極參與”，就是指積極參與所有與本國相關國際制度，以便希望推動現有制度向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它們之間的區別就是對於本國不利的制度的態度。
　　實際上，兩種策略要交替施行，剛柔相濟，奇正相比，以積極策略為“正”，
即常態，以消極策略為“奇”，即非常態。採取“積極參與戰略”將符合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但是，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在某些領域可以採取“消極參與戰略”，對這部分國際法規則做出保留。
　　一方面，總體而言，採取“積極參與戰略”利大於弊。隨著國際社會的迅猛發展，新的利益和新的權利不斷涌現，必將促使新的國際制度進一步推出。與其被動接受，不如主動出擊，爭取未來國際制度的議程設置權，把握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奪取“為未來立法”的資格。
　　隻有積極參與，才能成為“未來制度的先行者”：參與國際制度，才能獲得信息，培養新的習慣，形成新的慣例，建立新的規則，最終塑造有利於我們的國際規范。例如大數據時代的降臨，美國政府通過截留互聯網根服務器上的數據，掌握全世界每個人的隱私。規制這些權力，我們就必須把本國利益和國際社會利益、人類發展利益結合起來，主動承擔全球社會的公共治理責任。
　　另一方面，在某些具體領域，現有國際制度對自身明顯不利的情況下，該國可以暫時不加入，但也要採取積極接觸的態度，待到時機成熟的時候再加入。例如，上世紀70年代英國經過20年的躊躇，終於決定無條件加入歐共體，就是因為發現英國越是推遲加入，損失會越大。當時盡快加入歐共體，英國起碼可以保証在英國利益被討論的時候，有自己的代表在場。
　　採用“積極”為主，“消極”為輔的戰略，更有利於保持我們對國際制度“重塑”的能力。孫子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中國加入WTO，就是一個把積極參與和適當保留結合的絕好正面例子。20世紀90年代，國內一片悲情，不料十年后，中國成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國之一。中國不但自己迎來了百年戰略機遇期，而且推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