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
商鞅在歷史上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在學術史上，有人批評商鞅廢滅文化、遺棄道德。換言之，商鞅思想反道德文化。譬如，賈誼指責商鞅“遺禮儀、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淮南子·泰族訓》也認為，商鞅偏重刑法而棄絕道德，曰：“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商鞅的思想完全否定道德文化嗎？筆者以為不然。
商鞅把仁義誠信孝悌等稱之為“六虱”，但與韓非有區別
平心而論，學術史上前賢今哲對商鞅的針砭並非純粹空穴來風。因為在《商君書》中可以發現大量的批判、抹煞甚至滅絕道德與文化的言辭：
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虱勝其政也。
商鞅把仁義誠信孝悌等等稱之為“六虱”（危害國家的六事），這與韓非“五蠹”提法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是，兩者之間也有區別。韓非明確點明“儒者”是“五蠹”之一，是必須“滅”的。但是，在整部《商君書》中，從未提及“孔子”、“孔丘”，也沒有“儒”或“儒者”概念。這說明商鞅及其后學所批評的對象並非單純針對孔子學說，而是針對當時社會上普遍流行的、佔主導地位的價值觀與主流文化。
商鞅之所以猛烈抨擊禮、樂、仁、義、誠、信、孝、悌主流文化與價值觀，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細而論之，盛行於世的禮樂文化和價值觀與秦國力行的治國方略相抵牾，甚至水火不容。當年商鞅四見秦孝公，先以“帝王之道”游說，結果“未中旨”，然后以“強國之術說君”，孝公才“大說之”。孝公追求的是“各及其身顯名天下”，既然如此，不用極端手段就無法達到這一目標。所謂“極端手段”，就是將秦國變成一座軍營，用什伍軍事組織方式把全國人民組織起來，隻用一種文化(“壹教”)來教育平民百姓。“壹教”的具體內容就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但必須點明的是，將道德文化斥之為“六虱”、“淫道”，只是秦國特殊時期的特殊文化政策。在“當今爭於氣力”的時代，要想徹底扭轉“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落后局面，將禮樂文明打入冷宮，是權宜之策。瞿同祖先生指出，法家“行刑重其輕”，只是“止奸息暴的手段，不得已才用之”。因此，對禮樂仁義誠信道德文化的批判並不是商鞅思想的全部內涵，更不是其思想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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