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並未全盤否定和廢滅仁義道德文化
商鞅並未全盤否定和廢滅仁義道德文化，只是在仁義范疇的界定、仁義理想實現的途徑、法與德的內在關系等方面，與儒家存在一些分歧。在商鞅看來，法的內在文化精神是“愛民”、“利民”，這一觀點與儒家可謂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商鞅與韓非不可混為一談。商鞅思想深處有人文關懷成分，“法者所以愛民”、“以刑去刑”、“至德復立”等等論述，足以証明商鞅思想性質與儒家相比有相通相容之處。
商鞅對“義”范疇的界定，與儒家有相近之處，又有所不同。孟子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義是最高價值原則。“義”內在於人心，是德性之心的外在顯現。義出於心，具有絕對性。正因為如此，義又是人生之樂。馮友蘭評論說：“對儒家來說，人為什麼要行仁義，是不需要提出的問題，因為這是人的本性。”人既是人，就應該擴充其本性。擴充其本性就是實現人之所以為人。商鞅也強調“義”。但在商鞅思想中，義是外在的行為規范，義屬於“有以為”，而非“無以為”。在儒家思想中，義卻是內在於人心之“命”，仁與義皆屬於“無以為”。換言之，用孟子與告子的爭辯術語來概括，“仁義內在”，而非“仁內義外”。
在法與德關系上，儒法兩家的分歧十分明顯。孔子主張先德后刑、先教后殺，仁是法的內在文化精神。儒家的荀子提出了“禮法”的新概念：“禮法之大分也”，“禮法之樞要也”。有禮之法才是良法，無禮之法是惡法，“故非禮，是無法也”。與儒家思想相對，法家探討法與德關系的角度和觀點都大不相同。“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德來源於刑，有刑罰才有道德文明。仁義誠信是“有法之常”，無法則無德。社會通過輕罪重罰，達到“以刑去刑”的社會理想境界之日，就是仁義誠信大行於世之時。儒家的理論缺陷在於空談“老老、幼幼”的社會大同理想，缺乏對實現社會大同理想途徑的理論與制度設計。“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舟楫也。”法是實現社會道德理想之必由途徑，猶如船之槳、車之馬。在商鞅看來，儒家因為沒有厘清法與德的內在關系，因果顛倒，所以其學說善而無征、空而無果。
“以刑去刑”的社會理想境界，恰恰是商鞅矻矻以求的終生奮斗目標
在梳理德與法內在關系的基礎上，商鞅大張旗鼓地施行“行刑重輕”。“輕罪重罰”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懲罰犯罪者本人，而在於通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刑不善”，最終達到“以刑去刑”的社會理想境界，這恰恰是商鞅矻矻以求的終生奮斗目標。明乎此，才真正讀懂了商鞅的內心世界。概而論之，商鞅所追求的理想社會，至少有兩大願景：
其一，“比德於殷、周”，“移風易俗”，男女有別。以商周文明建設秦國道德文化，“比德於殷、周”，是商鞅一生自我期許的奮斗目標。在周代文明中，“男女有別”是社會倫理道德程度高的一項標杆。《禮記·內則》雲：“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禮記·曲禮》雲：“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叔、嫂相接，在中原文明國家是被禁止的。但是，中原國家的文明之風絲毫沒有傳播至邊陲之外的秦國。秦人立國時間，遠遠晚於中原各國，社會文明化程度也遠遜於魯、宋諸國。以至於到秦孝公時代，中原各國盟會，仍不邀請秦國。因為在中原各國眼中，秦國“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秦人不知禮義德行，寡廉鮮恥，“若禽獸”。有鑒於此，商鞅治秦，依照魯、衛風俗，雷厲風行地在秦國推行道德文明建設。秦孝公三年(前359年)，商鞅變法頒布《分戶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兄弟必須分家，各立門戶，否則“一人出兩課”。楊寬教授指出，商鞅變法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目的在於“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
其二，從“壹刑”到“去刑”。商鞅認為，從法之公正、公平與公開，才有可能臻於“以刑去刑”、“至德復立”的理想社會境界。換言之，“壹刑”合乎邏輯的發展趨向就是“去刑”。“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商鞅所言“去刑”，並非“無刑”，或完全消弭犯罪現象，而是指通過公正、公平與公開的“壹刑”訓導，全社會有望進入“明刑”的理想境界。其思想實質一方面旨在表明法律的公正、公平與公開﹔另一方面意在說明，經過長期的“以壹輔仁”社會治理之后，法之性質已悄悄改變。“聖君”知道“以壹輔仁”的治國之道：社會高度法治化之日，就是社會道德文明大行於世之時。“殺刑”與“聖德”相反相成、相生相依。聖君深諳德與法相須而相成之“道”，所以真正“能述仁義於天下”。商鞅明乎此“道”，所以韓非稱贊他是“功之至厚者。”
（作者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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