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特大型城市而言，它的城鎮化進程內生了一個數量龐大的重要群體——城市新移民,城市新移民包括三個典型群體：“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新生代農民工和城市白領。
從調查結果看當前城市新移民的社會融入問題
綜合課題組近兩年對北京城市新移民的調研結果來看，當前城市新移民的社會融入問題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
第一，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存在是影響該群體社會融入的環境因素。由於歷史原因，我國存在的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居民存在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國家對人口流動的限制不斷地放寬，但由於戶籍制度的屏蔽作用，城市新移民在就業、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面臨著一系列困難。但同時，城市新移民又關心移居地發展，對融入城市的期望較高。
調查顯示，九成多新生代農民工關心北京的建設與發展，其中“非常關心”的佔25.1%，“比較關心”的佔38.5%。九成以上願意參與北京市社會管理，其中11.1%“會主動參與，不惜投入時間精力”。在“來京務工動機”上，有高達82.5%的人認同“自己外出務工是為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體現出該群體對自身成長的期望值較高。結合深訪發現，城市新移民對北京的建設和發展非常關注，渴望融入城市，並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人生價值。
第二，模糊的自我認知狀況是該群體社會融入的微觀障礙。城市新移民特別是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青年，他們“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賺錢在城市、保障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在城市中，他們工資收入水平低於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社會保障也不健全，被相對強勢的城市居民邊緣化。在鄉村，他們不像自己的父輩那樣具有耕種土地的技術和能力，也不能從土地生產中獲取維持其生存的效益，被土地所邊緣化。這種雙重邊緣人的角色，使他們既不認同自己城市人的身份，也難以承認自己的鄉村人身份。在身份認同上游離於“城裡人”、“農民”、“市民”以及“打工者”等多種身份之間。對大多數城市新移民而言，他們雖然在整體上接納了城市文化，但在身份認同上仍存在困境。
第三，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雙重沖突影響該群體社會融入的速度。城市新移民生活工作在城市，但一般都沒有自有住房，以群租、單位宿舍以及地下室居住為主，居住環境不容樂觀。從居住地點上看，城市新移民大多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城中村或老舊小區，一些高學歷新移民群體也會聚居在高校周邊或產業園區附近，形成一定規模的移民聚居區，並且聚居區內的治安、衛生條件相對較差。同時調查顯示，過半的城市新移民還生活在同質性較強的人群之中，日常交往模式呈現出“業緣為主，親緣、地緣為輔，友緣、趣緣次之”的特點。這表明城市新移民是生活在熟人社會之中的，他們越是遠離鄉土、遠離家庭，越是依賴於這種熟人社會。他們工作生活在熟人社會的同時，也與城市人愈加疏離。
第四，單調的業余生活和較強的相對剝奪感影響該群體社會融入的深度。城市新移民工作時間相對較長，導致業余時間較少，因此他們業余時間往往傾向於從事個體性的活動，譬如睡覺、上網、聽音樂、看電視等，而很少與外界進行面對面的交流，缺乏情感溝通，生活壓力難以釋放。
調查顯示，北京新生代農民工一周平均工作天數為5.86天，即每周有1天休息時間。每天工作時間8-9小時的最多，佔到50.8%，每天工作時間在10-11小時的為20.5%，12小時以上的也有6.9%。
此外，城市新移民的相對剝奪感日益強烈。由於多是平民、貧民后代，他們無法從家庭中獲得更多的經濟資助和社會資源，與同齡人競爭時處於弱勢，面臨升學、就業的激烈市場競爭和生存壓力，表現出較多的群體界限，包括階層標簽、消費方式等，如“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絕大多數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其中來自農村的佔55.0%，來自縣城和鄉鎮的比例分別達到14.9%和13.6%，且群體內部以老鄉、同學關系為主的組織正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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