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的核心是要切實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為什麼說政府改革是新一輪改革的主線條，並被認為是新一屆三中全會描畫經濟改革路線圖的主脈絡呢？
在市場和社會體制中，具有法理意義的行為主體就是政府、企業和社會公眾（或個人），這些行為主體既是社會的生產者，又是社會的消費者，它們的生產和消費行為決定了一個社會經濟運行體系並促進著社會經濟向前發展。
市場經濟從歐洲國家開始建立以來，所有經濟學派研究的核心問題都離不開正確處理政府、市場和社會法人（公眾）的關系。其理想的狀態是，在信息充分和產權清晰的前提下，市場能夠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發揮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並通過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維護市場公平、平抑經濟波動、構筑社會保障來體現政府應有的職能，從而發揮“兩隻手”協同管理作用。
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一定意義上也正是不斷探索處理好政府、市場、企業和社會關系的過程。回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代會的七次三中全會（從黨的十一大到十七大），其中指引我國重大經濟改革走向起關鍵作用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78年中共舉行的劃時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新時代。我國經濟體制開始從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開始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轉向。此后的十多年，改革從推行農村土地承包制、探索國營企業承包制到股份制試點、推進城市改革試點、再到價格改革，中央與地方財政施行“分灶吃飯”，極大調動了各類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其核心是政府向市場和經營主體放權，驅動起經濟發展的內在活力。
第二次是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提出《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始構建起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這次全會確立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將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系統化、具體化，成為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明確提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以及一系列配套制度設計。這為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全面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框架。其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被明確為，市場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是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
第三次是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全會提出《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面向我國加入WTO后在新的世紀經濟已全面融入全球化、市場化進程的時代背景，著力制度建設和體制創新，著力於統籌兼顧，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進一步釋放經濟主體和市場的活力，全面提升競爭能力，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的職能進一步明確為加強國家宏觀調控，規范市場秩序、完善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形成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
可以說，這三次重要的全會引領了中國30多年來在各領域的重大經濟改革。改革每前進一步，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認識就前進一大步。但毋容置疑，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各類經濟主體的蓬勃發展，國際經濟環境的起伏跌宕，國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也不斷突出，不同發展階段的利益訴求更為復雜多變。在中國不長的市場經濟實踐中，政府要能在市場經濟周期波動中能夠游刃有余，不斷擺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始終是一個重大現實課題。
這期間就會出現一系列矛盾和挑戰。比如，在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上，政府如何施章有度，不搞“父愛主義”，保持兩類經濟主體協力發展，公平競爭﹔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如何切實做到財權和事權對等，兼顧地區發展差異，掌握好集權和分權的尺度﹔在構筑統一市場秩序上，如何切實打破行政性壟斷，削弱地方保護主義，將市場競爭的負外部性均納入資源價格的構成中，形成有利於市場公平競爭的要素價格體系﹔在開放性經濟中，如何平衡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關系，等等。
問題的核心，最終可以歸到加強政府自身的改革創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具有明確的邊界，政府必須勇於割斷在市場競爭中的利益鏈條，切實解決好政府的資源配置權過多過大，越位錯位缺位現象過多問題。政府決不能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的資源分配，決不能把宏觀調控權轉化為對公共資源的壟斷權、把公共服務權轉化為市場利益的配置權、把法制管控權轉化為政府利益的尋租權，必須界定好“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政府需要回歸到一個服務型政府、廉潔性政府、法治型政府的本位中去。
解決這一系列改革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在新一屆三中全會的頂層設計路線圖中，應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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