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形象、中國文化的觀察與反思，有自省、比較與“旁觀”三種視角，“旁觀”亦即外國人的“中國觀”。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開始重視傾聽外國人述說的“中國故事”。在對外國人“中國觀”的借鑒中，人們似乎更重視“西方的視野”及相關文本的翻譯，出版了一些論著，如黃興濤、楊念群主編的“西方視野裡的中國形象”譯叢等﹔而對於東方視野的中國觀，包括我們的東亞鄰國歷史上和現在是怎麼看中國的，還缺乏必要的梳理與研究。最近出版的劉煥陽、劉曉東著《落帆山東第一州：明代朝鮮使臣筆下的登州》，是探析“東亞視野裡的中國形象”的拓荒之作，它將“朝鮮的中國觀”落腳在處於東方海上絲綢之路橋頭堡上的登州古城，細化、深化、具體化了朝鮮版“中國故事”的情節，從某一側面充實和豐富了“世界的中國觀”的內容。
既以“明代朝鮮使臣筆下的登州”為研究視角，該論著在材料的佔有與運用上也就有了新的天地。不同於一般地域文化類論著以方志、鄉土志、家譜、鄉賢著作等地方文獻與當地考古資料作為材料依據，該論著以﹝韓﹞林基中主編的《燕行錄全集》《燕行錄續集》、吳?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袁曉春編著《朝鮮使節詠山東集錄》等明代朝鮮使臣出訪中國的隨行紀實和詩歌，作為主要研究資料。國外資料的運用，給人以“無邊光景一時新”的感覺。
論著通過域外資料再現了當年登州古城的山水景觀、風景名勝、官場生態與文化遺產，也記錄了外國使者對中國風情與中國文明的觀感與體驗。相對於“西方的視野”，朝鮮使者的“中國觀”有以下特點：一是時間更早。論著中提到了明初進出登州的朝鮮使節如曾多次出使明朝的鄭夢周（1337—1392），與他們留下的詩、文，要早於西方傳教士留下的“明清之際西學文本”，更要早於19世紀以來西學觀察家留下的“中國故事”文本。二是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理解更深。明代出使中國的朝鮮使臣，其中不少人是著名的理學家和詩人。他們來到登州，或紀行遣興，或登高懷古，留下了不少吟詠登州及其景觀的詩篇﹔他們還與登州當地官員及文人進行詩歌唱和。來自西方的觀察家不可能像他們那樣可以寫出流利精美的漢詩並與中國文化精英進行無障礙的題贈交流，西方版的“中國故事”也就不會有“朝鮮使臣詠登州及其景觀詩”、“朝鮮使臣與登州官員及文人的詩歌唱和”這樣的篇章。三是對中華文化更為崇尚。西方傳教士曾經“崇華”，但到了近代“蔑華”佔了上風，而朝鮮使臣是帶著朝拜心態來的，因此朝鮮使臣的中國觀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該論著有特色，有深度，也很有價值。探尋朝鮮使臣的中國觀，不僅可在學術上使“世界的中國觀”在時空上更顯完整，還可以為作為東方海上絲綢之路起航地與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蓬萊，進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文化事業產業的開發，提供知識體系與研發視角上的強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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