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郭芳 王紅茹
提高開放層次和水平，與國際接軌
地方和部委之間的爭論焦點在哪裡？
“金融開放、負面清單式的外資管理、給予准入前國民待遇等等這些問題都很敏感。”根據邢厚媛的分析，一方面，我們國內的相關行業能不能經受得住沖擊，這是主管部門必須要考慮的風險問題。另一方面，這種開放式的給予外資更多自由和便利的新管理模式也在考驗政府的管理能力。“基於風險的考慮產生爭議，是正常的。”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認為，在這些敏感問題上，上下應該要取得共識。所有的中央部委實際上承擔的是國家改革開放的重任，地方與部委之間既有矛盾，又有共同的責任，一些部門的反對有其合理性。“他們反對的不是開放的尺度問題，而是，上海究竟有沒有想明白要做什麼。是沿著1978年以來35年的老路走一小步，還是探索新35年高標准改革、高標准開放和高標准發展的新模式而向前邁出一大步？”他相信是后者。
邢厚媛說：“從全局的角度，我們確實需要一塊試驗田，探索通過改革和開放給我們新的經濟增長帶來活力的路徑。”
因此，監管是必要的。
張漢林提醒說，必須要建立一個對資金、資本進出的良好的監管體系。“不能失去監管，這是最重要的。”
“但監管到什麼程度，這是個問題。”王曉紅認為，發達國家開放了這麼多年也沒亂，中國不必過於擔心。中國不提高國際化水平就沒有前途，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提高開放的層次和水平，包括體制、機制、法制等方面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著眼於全國新一輪的改革開放”
從全球經濟的大形勢來看，自貿區的設立可謂是意義重大。
邢厚媛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了更為客觀、復雜的全球大背景：當前的經濟全球化雖然在發展，但多邊貿易體制遇到很多障礙和困難，多哈談判沒有取得新的突破，區域貿易協定則在加強，特別是由美國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談判中，中國有被邊緣化的危險。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在利用外資方面的政策競爭在加劇，一些國家的成本要素優勢逐漸顯現，而中國的優勢在下降，資本向外轉移已經出現苗頭。
從國內看，絕對優勢在下降的同時，政府的管理效率在停滯。沿海方面該用的政策都用完了，這些政策在向中西部地區推進之后，東部地區的吸引力在下降，缺乏新的增長點。大家都意識到，原來的模式不可持續，可新的模式在哪裡？靠什麼？大家都說靠創新，但是創新要有動力，要有相應的政策環境，這些也都不足。
“此背景下，中國必須要推動新一輪的改革和開放，立足於綜合優勢，向改革要效益。”邢厚媛說，基於這樣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的頂層設計和推動力。這個推動力仍要回到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上來。
“這個時候的中國急需回到改革開放初期那樣如沐春風的市場活力。”在邢厚媛看來，中國所有以試點為基礎的對外開放戰略和步驟，都要放到這個大環境裡來考慮。“上海自貿區的試驗與我們下一輪擴大區域開放，提升開放水平，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是一體化的。”
但自貿區所涉及的開放究竟到什麼程度，底線在哪裡？王曉紅認為：“步子肯定要邁得更大，在改革改不動的時候，用開放來促進改革，用開放型經濟產生的新的經驗和模式，倒逼國內的改革。”
這是我們曾經用過的經驗。但現在所面臨的挑戰顯然更嚴峻。
“新一屆政府所面臨的挑戰，是高標准的改革、高標准的開放、高標准的發展。上海自由貿易區是一個迎戰的試點。”張燕生向《中國經濟周刊》解釋說，“在這28.78平方公裡的試驗區，金融的開放、投資的開放、服務業的開放乃至整個市場體制的發展方向都要是高標准的。”這是上海自貿區必須承載的重任。
“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必須要著眼於全國的發展、著眼於全國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隆國強表示，這是為什麼取名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而非“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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