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文學要自信講述中國故事

●一種自我否定、自我邊緣化、自我客體化的心態，正在給當下的文學創作帶來傷害，影響了文學對中國社會生活豐富性的整體呈現，遲滯了中國文學成長的腳步

●凝聚民族心血的價值表現符號，被一些作品狂歡化地解構。這使得基本的價值建構和精神升華，變得頗為艱難

當下的中國社會，正處在加速推進現代化進程、加快民族復興腳步的歷史巨流中。這一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蘊含了無限的文化豐富性、生活多樣性，這是文學的富礦、文學發展殊為難得的機遇。人們期待著和偉大時代相得益彰的偉大文學，期待具有較高審美價值和認識價值的當代敘事層出不窮，在時代精神的表現和文學性的成就上，都登上新的高峰。

良好的期待常常要面對現實的落差和缺憾。從當下看，這種缺憾，還遠不是局部的、個別層面上的問題。對於這個時代的文學，人們從各自的角度考察其得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有一個問題是不可忽視的，即文學家們在講述中國故事的過程中，受某些特殊的心理—思維模式的影響，尚未體現出應有的自信，這影響了文學的敘事質量和總體面貌，成為中國當代敘事的制約。

近代以來的落后和屈辱，對於國人來說，是一個歷史心結。長期積貧積弱的歷史處境，造成了一種文化焦慮，也造成了中國文學的一些特殊性格。其中就包括在自我審視和價值判斷上的不自信。雖然幾十年來，國家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就文學而言，這一文化心理的烙印，仍然難以完全去除。改革開放以來，雖然經濟社會的發展已是今非昔比，但隨著西方社會思潮大舉進入，在市場化浪潮的沖擊下，文學和作家地位身份發生變化，歷史的心理征候出現了變異甚至加重的傾向。而且，在西方文藝理論的影響下，過去潛在的心理結構，轉換成了理論形態，成了創作上的有章可循之物。當中國書寫面對世界，塑造和伸張自己的特性變得愈加現實而緊迫時，這一性格和心理便越發突顯出來。

在當下一些創作中，能夠很深地體察到一種“前在”或是“潛在”的思維模式或心理定勢。我們姑且稱之為西方中心式的二元對照思維。具體地說，是指在對西方世界和中國社會文化互見和觀照過程中，以西方價值標准為參照中心，採取西方—中國、現代—傳統、新—舊、先進—落后、文明—愚昧等這樣對立的價值判斷，並且在觀照范圍和意義指涉上無限放大。於是，隻要是西方的文化價值，自然等同於現代的、新的、文明的、進步的﹔隻要是中國的文化價值和現實存在，一律看作傳統的、守舊的、落后的、不足稱道的。在這種心理和思維模式作用下，中國的文化、中國的社會生活始終處於被批判與審視的被動地位，它的特質和價值含量被遮蔽和忽略。

這種心理—思維模式，給文學的講述姿態和言說能力帶來的影響無疑是消極的。對於一個講述者來說，對生活的審視，面臨著視角和站位的選擇。在自我否定式的、自我邊緣化的、自我客體化的心態中，講述者的觀察視角、敘述態度就會不可避免地傾斜。站位於西方的視角看中國，和站在中國現實看中國，必然會看到不同的景象，產生不同的情緒。就文學來說，這種不自信，帶來許多創作上的困惑和症結。

症結之一，先入為主地對生活進行否定判斷，社會生活的豐富性和獨特性被遮蔽

文學創作的過程從始至終處於選擇之中。每一個生活的細節、每一個故事、每一個詞匯的使用，都浸透著作家的主體情思。這種審美的、情感的選擇，背后是作家的價值判斷。如果作家對社會生活缺少價值上的信心，或者先入為主地將其置於簡單的否定之下，無疑會失去深入開掘的耐心。在一些作家的觀念裡，似乎不用進入現實，生活經驗和它的意義——或者說無意義，即已獲得和確認。如此，雖然生活的豐富性時刻在身邊，但是，文學對此無從發現，即使發現也無從言說。表現在文學文本上，就是與現實生活的隔膜和對現實世界的游離。

對於文學來說，敘述對象的特質，是文學的核心元素，也是文學想象空間和認同空間的支點。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傳統。現代化的發生，無不根植於自身傳統。中國的歷史文化土壤，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的特色之路。西方中心式的、簡單的二元對照思維帶來的不自信，極容易使文學忽視一個古老文明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看不見歷史文化傳統在當下衍生出的特殊景觀。順從異質文化視線的自我消解，勢必造成文學的失語。一切以他者的成規為律令，那麼生活尚未開始，謎底和答案已經被公布。現實生活和寫作本身都成為一場重復的游戲，一個純粹的過程，文學創作的意義也就此懸置。無論如何，一個13億人口大國的現代化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重大文化事件，忽略了這一點，中國文學將無法擔當它對時代的見証，也注定要錯過成就輝煌的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