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理論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640年英國革命開始至1960年代結束，1970年以后至今是現代化的第二階段。在長達300多年的第一階段，人類社會面臨著從封建主義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艱難轉變，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非常需要英雄的時代。率先掌握了近代科學、確立了近代民主觀念、家庭觀念的人，將作為政治領袖帶領人民完成現代化的任務。尤其在亞洲，現代化第一階段的發動往往是輸入和后發的，現代化的阻力極為頑固，政治領袖的作用也因而尤為重要，在中國出現了孫中山、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在日本也出現了福澤諭吉、中江兆民這樣的偉大思想家。
但是，當現代化發展到第二階段，即1970年代以后，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現代化第二階段，人類社會在文化上科學基本戰勝了迷信，高等教育得到了普及，經濟上從工業化走入了信息化，社會上從家庭主義走向了個人主義，政治上也從基本民主化走向了高度民主化。根據現代政治學的分析，如果第一階段的政治是一種精英政治的話，那麼第二階段的政治可以說是一種大眾政治或市民政治。所謂大眾政治或市民政治具有以下幾個特征：普遍的小政府和大社會﹔居民高度的自治和高度的參與。在這種社會，也可以說過去第一階段的那種強有力的政治領袖走到了窮途末路，開始走向了他的反面。
日本在亞洲是追趕西方現代化最早和最快的國家。第一階段雖然落后不少，但1970年以后的第二階段，它幾乎和歐美國家齊頭並進。在文化上，戰后日本的高等教育發展幾乎和歐美並駕齊驅，2005年日本和英國同時實現了大學入學率的50%以上。在經濟上，1968年日本就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和英國一樣實現了第三產業比例的60%以上。在政治上，1970年以后的日本社會也開始走向了歐美的第二階段現代化社會的政治道路，呈現出了顯著的大眾政治或市民政治的特征：
首先，小政府而大社會運動。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社會掀起了一場反官僚運動。一度曾經被公認是組織和實施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功臣的強大官僚機構，陷入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境地，腐敗被揭露，專制受批判，特權被取消。於是圍繞官僚的政治改革不斷推出：先是政務信息透明制度，接著是審計說明責任制，最后是設置凌駕於官僚之上的政務官制度，雖然總數隻有200個，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但官僚的形象早已是一落千丈，由官僚出身轉而成為強勢政治家的途徑也就跟著沒落了。
其次，居民高度自治。日本社會的居民自治制度雖然在戰后初期就已成型，但和中央政權相比，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可以說始終處於弱勢的地位。但上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進入了地方分權的時代。在兩黨對立的年代，東京等大城市就曾經選出和執政黨相反的在野黨市長，如今如大阪市長橋下徹那樣，甚至敢於喊出地方包圍首都的口號。橋下徹最新的一項政治改革建議就是要廢除47縣的舊地方體制，建立新的州府制，除了國防和外交，新的州府完全可以替代中央政府的其他所有職能。
再次，市民高度參與的政治。隨著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居民自治的發展，日本的市民政治特點日益鮮明。目前日本政治改革中最敏感的一個詞就是“一票的份量”（議會每一議席所代表的選民數量大小），不斷有人為了“一票的份量”打官司。為了實現每一票的代表性均等，經過不斷的選舉改革，日本議會實現了小選區制和政黨比例代表制的並列，保証了每張選票作用大小的均等，這就極大地保証了居民參政的積極性。隨著市民政治的發展，日本政界還提出了政治的“協動主義”理念，即每一公共事務的決策，都必須由政府、利益相關雙方和專業學界人士這四方代表一起協商后共同作出。目前“協動主義”思想已成為日本地方政治的基本原理。
從上述的日本社會第二階段現代化政治特征不難看出，日本社會已經很難像過去那樣產生強勢的政治領袖了，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日本政壇核心中見不到政治領袖的現象。而如何在大眾政治格局下既保証政治的公平運作又不影響社會的高效前行，是日本社會未來重要的課題。
（作者為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中國日本史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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