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開欄的話
近代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各方政治勢力紛紛出場，有識之士先后提出了各種主義和救國主張，有的僅僅在思想界流行一陣便銷聲匿跡，有的一時順應了潮流得以付諸實踐，卻因水土不服、政局動蕩而中途夭折。百年前的政局跌宕起伏，這背后是什麼在起決定性作用？民初的政黨政治亂象叢生，這當中又隱藏了怎樣耐人探尋的密碼？百年前的這段歷史，值得我們好好研究。本刊即日起開辟“近代史的啟示”專欄，刊發系列文章，敬請關注。
近代中國曾有一個夢想，在當年被追尋得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它便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在晚清萌芽，在上世紀20年代初的“聯省自治”運動中達到高潮，但隨后，它就被刻意遺忘了。
“東南互保”：削弱了清政府中央集權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中國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短短幾十年，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生活習慣、思維習慣，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巨變，區域發展差異凸顯，地方主義崛起順理成章。隨著剿滅太平天國的湘軍集團崛起，督撫們漸漸把軍權、財權與用人權等攬在自己身上。從此，地方坐大，中央衰落。
中央集權的危機，在清政府那裡早有預感。尤其讓清政府震驚的，是1900年的“東南互保”。那時候，因為“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爆發，清政府向列強“宣戰”。而東南各省督撫，卻絲毫不理會清政府的命令，反而與列強相約局部休兵，互保東南。
這個事件給中國人一個重要啟示。1901年，梁啟超就向中國人介紹瑞士聯邦制，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地方自治傳統，如果能採用聯邦制，中國許多難題都容易化解。因此，如何建立集權、分權新模式，清政府也在思索。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參照東西洋各國立憲經驗，以官制改革為突破口，重建中央與地方分權模式。
然而，清政府畢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府，數百年的“家天下”思想已經深入骨髓，很難真正去分享權力。於是仿行立憲的原則，就成了“大權統一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也就是說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實權，只是允許民眾參與討論政治而已。但即使這樣有限的讓步，清政府實際也沒做得到，它真正的思路或者說“慣性思維”是——削弱現行督撫權限，各省新設督撫權限僅與日本府縣知事相當，財政、軍事權悉收歸中央，反倒是要加強中央權力。
清政府的決定，引起地方勢力的嚴重不滿。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公開反對，表示很難辦到，各省督撫也相繼表示不滿，此案隻有暫時被擱置起來。清政府仿行立憲宣稱要解決中央、地方的權限問題，結果卻南轅北轍，很不理想。
湖南新政：近代中國地方主義的起點
近代中國地方主義的起點，是陳寶箴、黃遵憲等人所主導的“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發生在甲午戰敗后。由於戰敗，中國人就去檢討過去幾十年發展中的問題，朝野內外一個基本共識是，過去對社會管控太多，中國沒有民間社會，沒有“自組織”，沒有新聞媒體，沒有一切現代國家所擁有的社會管理方式。
這一特別機遇被陳寶箴、黃遵憲等人敏銳地抓住了，而他們之所以在湖南進行試驗並能成功，主要還是因為湖南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極端激進與極端保守同時並存。
就區位來看，湖南擁有一個特殊的窗口——廣東。湖南人至今外出打工，依然首選廣東。廣東是近代中國與外國人接觸最早、最多的地區。湖南人通過廣東這個窗口，看到了西方文明優長之處，因而有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毛澤東等一大批力主學習西方的湖南人。另一方面，湖南在中國的位置，當南北要沖，為西南門戶，是各方勢力爭奪的焦點。或許由於這個原因，湖南人排外、反抗的思想格外激烈。當1897年德國出兵佔領山東膠州灣、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時，湖南人就在兩年自治的經驗基礎上准備獨立。這當然不是分裂，而是准備像梁啟超等所期待的那樣，以湖南獨立為中國將來重建統一積蓄力量，保留一個復興基地。
湖南獨立在1897年沒有成為現實，因為清政府鑒於膠州灣事件的巨大影響，在第二年開始了政治改革，是為戊戌維新。戊戌維新為湖南地方自治增添了動力，湖南省內的南學會，就是一個提倡地方自治的政治團體。遺憾的是，湖南地方自治並沒有結果。戊戌變法在1898年秋天逆轉，湖南地方自治試驗也就隨著陳寶箴、黃遵憲被解職而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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