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偉：新加坡社會治理經驗與啟示

二、新加坡社會治理面臨的主要挑戰

（一）長期執政引致的政治挑戰

新加坡社會面臨的政治挑戰主要為：一是老一代政治精英退出政治舞台，留下巨大“政治真空”。在新加坡立國短短47年歷史中，以李光耀為代表的老一代政治精英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無論是在確立新加坡治國、治黨的理念和模式方面，還是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發揮新加坡“國際影響力”等方面，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然而，與李光耀同時代的老一代政治精英或因病去逝、或年邁退休，逐步退出歷史舞台，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時代”能否產生可與李光耀一代比肩的政治家群體，不僅引發新加坡國內的高度關注，也成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二是青年一代對社會政治模式和社會發展成就的認同感降低。在新加坡青年一代中，越來越多人將李光耀家族的巨大貢獻和人民行動黨的長期執政視作“威權統治”，將政府對經濟命脈的控制視同“壟斷經濟”和“扼殺活力”，將政府對居民的全面社會保障和持續關懷，視作“政府應盡責任和義務”，甚至批評人民行動黨“將新加坡當作一家企業來管理”，他們不像老一代人那樣對政府和執政黨懷有強烈的“感恩心理”。同時，隨著信息網絡時代到來，在富裕社會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逐步成為社會生活的骨干力量和最富活力的群體，他們具有更加開闊的國際視野、更為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和政治表達訴求，他們不再將經濟發展和GDP增長作為第一選項，他們更加重視民主、正義、公平地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加積極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政治人物的遴選，他們對政府行政效率的要求更加嚴格，對各級官員的批評監督更加嚴密。同時，隨著新加坡社會經濟的高度發達、民生問題的基本解決、社會福利的普遍實行，新加坡政府和執政黨能夠“惠及社會大眾”的空間已經有限。由此導致人民行動黨的社會聲望和民眾支持度持續下降，人民行動黨推出的一些知名候選人遭遇敗選。新加坡政府和執政黨如何不斷滿足廣大民眾尤其青年一代政治參與的需求，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二）新興國家崛起引致的經濟挑戰

新加坡和香港作為亞洲比肩而立的“金融雙子星”，近年來，隨著中國迅速崛起，無論是資金流動總量、金融活躍度和金融影響力，新加坡都開始落后於香港﹔而上海作為中國大陸的金融中心，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巨大，又成為新加坡一個新的強勁競爭對手。同時，隨著中東地區石油經濟和貿易的強勁發展，海灣國家對新加坡國際航運中心、石油煉化與交易中心地位形成了嚴峻挑戰，越來越多地分流了新加坡國際航運、石油煉化和石油交易市場的份額。

（三）人口問題引致的社會挑戰

新加坡面臨的社會挑戰主要為：一是人口出生率長期處於低位，2011年度更是達到歷史最低數值1.15，遠低於人口自然更新的1.8%人口出生率。新加坡政府多年來力圖改變這一現狀，收效甚微。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012年國慶演講中，力促青年一代“努力造人”，懇切呼吁民眾獻計獻策。二是新加坡人口出生率低下的同時，人口壽命不斷增長並名列世界人口前茅，社會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已經成為新加坡又一個急迫的社會問題。

（四）世界格局變化引致的國際關系挑戰

新加坡面臨的國際關系挑戰主要為：一是國際影響力下降。長期以來，新加坡利用世界地緣中的獨特地位，以及美國對中國實施戰略猜疑和遏制，新加坡在美中兩個大國關系中，充當中間人角色，在緩和國際關系方面發揮了巨大影響力。隨著中國迅速崛起和國際影響力的迅速增強，以及美中兩國戰略對話機制的建立與鞏固，新加坡在美中兩國之間中間人的角色不斷弱化，國際影響力相應也極大弱化。二是國際戰略運作空間收窄。近年來，美國實施重返亞洲的戰略，盡管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2012年初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表示：“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3]2013年初，即將卸任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裡發表告別演說時也表示：“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美中兩國。”[4]然而，正是由於中美兩個大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使得新加坡曾經游刃有余的戰略運作空間迅速收窄，如何平衡美中關系成為新加坡國際關系面臨的巨大挑戰。三是在中國台海事務方面的影響力降低。長期以來，新加坡三代領導人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兩地領導人之間保持密切關系，在緩和台海兩岸關系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台海兩岸之間縱橫捭闔、兩面得利。2005年中國共產黨與台灣國民黨領導人在北京歷史性會見，尤其是2008年國民黨在台灣重新執政，台海局勢迅速緩和，新加坡在兩岸之間的調停、疏通作用急劇下降。隨著兩岸政治關系改善，2010年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兩岸之間經貿往來不斷增強，對新加坡與兩岸之間的經濟貿易也形成強烈競爭。

三、新加坡經驗對我國社會治理的主要啟示

（一）制度制衡是社會有效治理的基礎

新加坡的社會治理，真正實現了將“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裡”。制度化民主選舉，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於新加坡社會治理之上，使得新加坡政府和執政黨始終置於社會民眾的有效監督之下，確保政府官員和執政集團不敢稍有懈怠﹔公務員高薪制度，使得政府能夠留住“社會精英”，確保政府行政的效率﹔議會選舉制度，使得立法機構始終擁有不同利益集團和社會族裔的代表，確保了社會政治的公平﹔議員定期接待和訪問選民制度，使得執政黨始終保持民眾聯系、傾聽民眾呼聲、反映民眾訴求。

（二）服務民眾是社會有效治理的根本

新加坡社會治理能夠在立國短短47年歷史中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人民行動黨能夠自1959年以來長期執政，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新加坡政府始終將“服務民眾”作為政府行政的根本理念，人民行動黨始終將“服務民眾”作為執政的根本要求，全力關注民眾就業、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等民生問題，基本實現了全社會民有其業、居有其屋、學有其教、病有其醫、老有其養，做到了政府官員清廉、公共行政高效、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社會得到了全面而有效的治理。

（三）文化多元是社會有效治理的保障

新加坡社會有效治理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是，在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和多宗教的國度裡，必須始終秉持“多元文化共處”理念，必須堅持不同民族、不同語言和不同宗教群體社會地位平等的政策，全力促進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融合，努力實現各個族裔共同分享國家多元文化和社會多樣化生活，全面推進文化繁榮、社會和諧和國家認同，全力保障各個民族、各種語言和各種宗教社會群體之間的團結與和睦，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共同推進社會文明，共同建設美好家園，共同實現社會有效治理。

（四）國有經濟是社會有效治理的命脈

新加坡以國家主權性質的法定機構和政府擁有控制權的政聯公司為兩種基本表現形式的國有經濟，前者如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新加坡港務局、新加坡航空公司等，后者如新加坡淡馬錫集團、新加坡科技集團，這些國有企業基本控制了關系國家經濟安全、保障國計民生需求、確保國家核心競爭力的主要產業，它們在確保新加坡社會經濟發展、社會政治穩定、服務國計民生、增進國際競爭力等方面均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成為新加坡社會實現有效治理的命脈。同時，新加坡政府也大力支持和幫助民營中小經濟實體的生存與發展，從而確保了社會經濟的活力、社會就業的充分和社會財富的增長。

參考文獻

[1] 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李光耀.2009年9月3日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講話[N].南洋早報,2009-9-3.

[3] 習近平.2012年初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採訪時的談話[N].新華社,2012-2-13.

[4] 希拉裡•黛安•羅德姆•克林頓(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 美國國務卿希拉裡發表告別演說[N].中國新聞網,2013-2-1.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