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近兩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壓力加大，國際經濟環境中不利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也在變化，經濟結構調整正處於攻堅階段，在種種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的疊加影響下，中國經濟增速有所下降。這引起了國內外對中國經濟形勢和經濟發展走勢的廣泛關注，各種看法紛呈，產生一些疑問，甚至出現了“中國經濟崩潰”之類的錯誤認識。那麼，該怎樣客觀認識中國經濟？本刊特邀四位經濟學專家就當前中國經濟狀況、增長模式、轉型升級、發展前景、改革重點等方面進行深度剖析，答疑解惑。
我國增長方式轉變的積極信號
雖然隻有穩增長才能推改革，但也隻有容忍低增長，調結構才有可能——
我國增長方式轉變的積極信號
黃益平
以往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突出特征是什麼？
過去，我國增長經濟模式的一個突出特征是“高增長、高失衡”。過去十年來GDP年均增長率接近10%，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跡。與此同時，結構失衡的問題變得日益突出，比如投資率從改革初期的約25%上升到目前的近50%，難以持續﹔而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在成功保住了GDP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結構性問題。
不過，最新的一些數據表明，增長模式轉型已經開始。一方面，GDP增長率持續保持在8%以下，政府並沒有斷然出手，就業也沒有出問題。另一方面，經濟結構再平衡也已經開始。我國的經常項目順差佔GDP之比從2007年的10.8%持續回落，過去兩年一直保持在3%以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也從2008年的峰值0.491降低到2012年的0.474，這表明居民間的收入分配格局開始改善。另外，部分經濟學家的研究也表明，官方數據可能明顯低估了服務消費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服務消費。
這些變化表明，我國的增長模式確實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但這個變化才剛剛開始。
什麼原因促使增長模式發生了有利變化？
原因有兩條，政府開始適度容忍低增長，同時隨著勞動力短缺，工資大幅度上升。
過去經濟模式轉型效果不明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過度重視增長速度。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宏觀經濟三元悖論：在“保增長、防通脹和調結構”之間，如果隻能保兩個，調結構很容易被犧牲掉。比如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政府要全力保增長，而保增長的唯一手段就是靠政府主導的投資。這樣一年下來，增長保住了，投資率卻更高了。
另一個造成過去“高增長、高失衡”模式的因素是不對稱的市場化改革：產品市場幾乎完全放開了，但要素市場扭曲依然普遍而嚴重。這些扭曲嚴重地壓低了資本、勞動、土地、能源和水等投入品的價格，相當於變相地補貼生產者、投資者和出口商，但卻向消費者征稅。這個把收入從居民轉移到企業的再分配機制是過去的增長模式長期存在的重要根源。
而最近一段時間的最大變化，就是政府開始容忍GDP增長適度減速，這就避免了進一步惡化經濟結構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隨著勞動力普遍短缺，工資迅速上升，這既增加了生產成本，擠壓企業利潤，令生產、投資和出口等活動放緩，同時還增加了居民收入，促進消費。而且讓窮人的收入增長加快，改善了收入分配格局。
有哪些對症藥方可以幫助我國經濟實現轉型？
當然，增長模式轉型才剛剛開始，我國經濟能否真正走上可持續道路，取決於下一步的經濟改革。學界概括的“李克強經濟框架”准確與否尚待觀察，但其三大政策支柱，即不大規模刺激、適度去杠杆和全面結構改革，確實都是李克強同志一再重申的政策意向，也深得國內外各界的贊成，是幫助我國經濟實現轉型的對症藥方。
一是不再實施大規模的刺激政策。這當然不是說不要宏觀經濟穩定，任何政府都會採取措施“穩增長”，但“穩增長”的手段是狹義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目的是放慢增長減速的步伐，緩解沖擊，讓增長速度逐步穩定在增長潛力附近。這一點顯然不同於過去“保增長”，即以舉國體制全力保過高的增長速度的做法。
二是適度去杠杆以控制金融風險。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信貸與GDP之比已經從75%快速上升到200%，過去幾個月社會融資與名義GDP增速明顯偏離。這些都意味著金融對實體經濟的直接支持力度顯著減弱，而投機性的金融活動卻日益活躍。因此，控制杠杆率，並非真的不允許負債，而是減少投機，降低風險，讓金融活動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三是以經濟改革實現可持續增長。李克強同志一再強調的“改革是最大的紅利”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目前政府各部門都在謀劃未來幾年的改革步驟，其中包括金融體系、財政政策、土地使用、要素價格、收入分配、行政審批和戶口制度等領域。
保証我國經濟模式順利轉型，需著力推動哪些方面的改革？
目前經濟形勢動蕩，政策意向也出現了一些波動，造成各界對政府新政策意向的猜測。這個時候，宏觀穩定當然很重要，但是政府應該更加明確地宣示政策方向，穩定軍心。我具體提出四個方面的政策建議。
適度容忍低增長。增長政策的重點應該放到以改善效率來提高長期增長潛力上，而不是過度地保每個季度的增長率。如果年均增長下限是7%，並不意味著每個季度都要7%。實際上，如果單純從勞動力市場狀況考慮，這一增長下限還有逐步下移的空間。雖然隻有穩增長才能推改革，但也隻有容忍低增長，調結構才有可能。
金融體系市場化。迄今為止成本扭曲主要是在勞動力市場，但其實資本成本扭曲卻更為嚴重。金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制度改革、金融機構改革和資本項目開放等。這些改革可以協調推進，但應該把利率和金融機構改革放在前面，資本項目放開則宜相對謹慎。
地方政府去企業化。過去改革放權造成的地方競爭曾經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各地方黨政干部熱心於招商引資，追求GDP增長。但這也是結構失衡、資源效率低下甚至規則不公的重要根源。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要讓地方政府從直接的經濟活動中淡出，轉向提供公共服務，維持公共秩序。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改變政府官員考核的標准，包括直接改變地方干部產生的辦法，控制地方政府的軟預算約束。
國有企業平等化。雖然目前有不少國有企業利潤豐厚，但絕大部分並非建立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之上，而是基於一些特殊原因，一是通過政府獲得大量廉價的投入品，相當於接受變相補貼﹔二是通過行政壟斷、限制其他企業進入，獲得壟斷利潤。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同時影響效率和公平的重要因素。國有企業要發展，必須和民營、外資企業公平競爭。否則可持續增長無從談起。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名詞解釋
去杠杆化
“杠杆化”指的是借債進行投資運營，以較少的本金獲取高收益。這種模式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為不少企業和機構所採用，特別是投資銀行，杠杆化的程度一般都很高。金融危機爆發后，高“杠杆化”的風險開始為更多人所認識，企業和機構紛紛開始考慮“去杠杆化”，通過拋售資產等方式降低負債，逐漸把借債還上。這個過程造成了大多數資產價格如股票、債券、房地產的下跌。
綜合各方的說法，“去杠杆化”就是一個公司或個人減少使用金融杠杆的過程，把原先通過各種方式（或工具）“借”到的錢退還出去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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