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聲令響，舉國上下全員參與開始了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鬆比賽。三十多年來，最吸引眼球的當然是跑在最前面的那個群體，全社會都在為他們加油鼓勁、喝彩助威，而對落在后面的人群關注度卻遠遠不夠。由此，導致快的更快，慢的更慢，兩極分化日益嚴重。數據顯示，我國最富的階層與最窮的階層佔到了77%，中間層隻佔23%，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比重，社會呈現出一個中間塌陷的“M”形結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社會決不應成為隻盯住獎牌的“競技體育場”，而應成為全民參與的“健身俱樂部”。社會結構的畸形、社會階層的固化傾向正在提醒我們，協調發展、合作共贏已成當務之急。我們的城市應該“等一等”我們的農村，我們的市民應該“等一等”我們的農民，我們的富人應該“等一等”我們的窮人，我們的國家應該“等一等”我們的人民。當然，“等一等”並非停下來靜止地“等”，而是應想方設法減少快與慢的速度懸殊，千方百計降低前與后的距離落差，讓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結構保持在一個合理區間，正如“共同富”不是“一樣富”那樣，差距必須有，但務必保持在合理水平。
城市應該“等一等”農村
今天的中國人正像置身於兩個連台悲喜劇中：在喜劇台上，高樓林立，笙歌靡靡，燈紅酒綠，一幕幕人間喜劇演出正酣﹔在悲劇台上，斷壁殘垣，荒草淒淒，破敗凋敝，接連展現。有人為喜劇而歌，有人為悲劇而嘆。殊不知，每個人是觀眾也是演員。
城鄉差距是一種合理存在，想必《清明上河圖》裡描繪的汴京要比當時的農村繁華得多﹔即便是現代的發達國家也普遍存在城鄉差別。關鍵是要看這種差別產生的原因是遵循市場的邏輯還是別的什麼邏輯，以及產生的距離是在可控范圍還是超出了社會承受度。新中國建立后，我國提出加速實現工業化的奮斗目標，但實現的方式是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從農業中取得資本的原始積累。而始於1958年的以城鄉分割為特點的戶籍制度，不僅在身份上強化了城鄉的先天差別，更進一步成為加大城鄉差距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繼續實行優先發展城市戰略，農村繼續支援城市，農民繼續服務市民，一切優質資源都向城市集結，城市發展迅猛，農村正在日漸凋敝。
有關資料顯示，僅2012年我國內地已有摩天大樓470座，在建的332座，另有516座已經完成土地拍賣、設計招標或已奠基。自1887年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樓在紐約建成以來，美國在建及規劃的摩天大樓至今隻有30座。長沙設計的世界第一高樓“天空城市”838米，比迪拜的哈利法塔還高出10米，需投資近百億，可容納3萬人。有報道預測，未來10年內，中國將以1300多座超過150米高的摩天大樓總數傲視全球。繁華大都市裡除了高樓林立，還有著各種完善的配套設施。投資巨大的地鐵和軌道交通已在30多個城市開建，尚有數十個城市在申報之中。18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大都市，智慧城市在全國193個試點展開后，又有超過250個城市在申報開建，專家預計2015年底將有70%以上的地級以上城市參與智慧城市建設。數十億投資的超豪華大劇院在許多城市普遍流行。功能齊全的城市綜合體、購物中心、大型商場、國際知名連鎖超市等更是顯示出現代化的程度之高。根據2013年中國商業地產產業化峰會發布的報告，2013年以來，一線城市商用土地成交量和開發量大幅增加，到2013年底，購物中心累計存量將達2.5億平方米。十幾年前，外國人評價中國是“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今天的中國，城市已遠超歐洲，其光鮮亮麗堪稱世界第一。不僅如此，中國城市擴張之快也令人驚嘆，1990-2010年，中國城市擴張最快的浙江慈溪從2.92平方公裡突變為213.17平方公裡，擴張20倍以上的還有晉江、上虞等，超過一千平方公裡的由北京一個城市猛增到7個城市。
在城市高速發展的同時，農村卻在逐漸破敗、凋敝。2000年到2010年，中國村庄從360萬個銳減到270萬個。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涌入城市，農村優質資源不斷流失。農村的路、電、水、氣、房等基本生產生活條件仍然相當落后。“村村通”隻通村部，農民出行難仍未解決。約3億農村居民飲水安全尚未達到國家標准，工業點源污染和農業面源污染對農村環境影響日益惡化。農村教育日趨落后，農村學校在師資、設備、校舍、教學質量等方面與城市相比差距巨大，農村孩子撤點並校后，面臨新的上學難，調查顯示，小學生家離學校的平均距離為10.83裡，初中生34.93裡。2010年清華大學農村生源佔17%，而當年農村考生佔比高達62%，與此相對應的是2012年全國中職學校農村戶籍學生佔比高達82%。城鄉都有醫保，差距也在逐漸縮小，但大醫院、好醫生、精設備卻在城市，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尚未得到妥善解決。
當前改革最大的紅利都留在城鎮，而市場消費最大的潛力卻在農村。但是，長期以來，許多地方隻一味地採取“圈地”、“圈錢”、“圈人”的方式，把最容易資本化的資源拿到城市，把最難以資本化的資源留在農村，使城鄉收入與消費倒置，福利與待遇反向。眼下，大規模的村庄拆並和農民集體“被上樓”正是各級地方政府力圖扭轉農村走向頹勢的一種努力，而這種努力更多地受制於土地財政的邏輯支配。即使到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70%，仍將有5億農民滯留在農村。依然在拉大的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在警示我們，快速發展的城市應“等一等”農村，農村城市要一體化發展，統一規劃，統籌推進。一座投資數十億的摩天大樓就足以解決一個縣的基本公共設施投資，一千多座就可以解決一千多個縣的問題。要把農業、農村放到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中，與工業化和城鎮化同時推進，同步發展，全社會都應走出離農越遠離現代化就越近的認識誤區，樹立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是並行不悖的一種文明形態的正確觀念，改變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可以單兵突進的實踐套路，讓三大文明同時發展、同步發展、同樣發展。總之，在城鄉關系問題上，必須堅決打破這樣一種特權思維，那就是把人分為城鎮戶口、農村戶口，然后分配權利和福利﹔把人分為本地戶籍、外地戶籍，然后限制外地﹔把人分為體制內、體制外，然后設計養老金制度﹔把人分為官與民，然后分配話語權。
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所謂管理最好的城市都有一個特征，它能讓較好的人過上較差的生活﹔所謂管理最差的城市也都有一個特征，它能讓較差的人過上較好的生活。如何破解這個悖論是一個新挑戰。
我們希望城市化，但我們不希望畸形的城市化、變態的城市化，更不希望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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