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剛
從“劃船者”到“掌舵人”，角色轉變並不容易
在佛山市南海區，沿著花地大道，前面古色古香的街市就是平洲玉器街。“天下玉，平洲器。”作為全國最大的緬甸翡翠毛料交易市場、光身玉器加工批發基地，聞名遐邇的“玉鐲之鄉”聚集了1000多家珠寶玉器經營企業。然而對平洲玉器產業日常管理，不是那些林林總總的政府部門，而是南海首家“5A級社會組織”——平洲珠寶玉器協會，由該協會牽頭建立的信用體系有效杜絕了玉器市場制假售假、欺行霸市等現象，平洲玉器產業越來越旺。
與平洲相距不過10公裡的大瀝鳳池社區，一個由社區黨委牽頭，村居干部、黨員代表、居民代表、行業代表、企業代表和外來工代表等組成的社區參理事會，每季度召開參理事大會，社會各界精英為社區大小事務出謀獻策，對重大事項進行商議，這個參理事會儼然成為社區“小政協”。
廣東的簡政放權力度之大，很多地方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其中，對公民、企業和社會組織能夠自主決定、自擔風險、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不再審批﹔並根據不同層級政府的職能定位，重心下沉、關口前移，積極主動下放權力，充分發揮下級政府就近管理、便民服務的作用……
廣東省轉變政府職能決策咨詢委員會專家委員、廣東省政協常委孟浩表示，廣東省轉變政府職能，涉及的另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厘清政府、市場、社會組織三者邊界”，這要求政府首先從微觀經濟領域脫離出來﹔同時政事分開、政府與中介組織分開。
“健全以項目為導向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機制”，從一開始就面臨諸多波折。姑且不說很多社團組織與政府機構是依附關系，僅對購買對象所提供的服務以及政府購買行為本身的監督就是一門學問。經常聽見政府部門抱怨，一項服務“外包”出去之后，政府所支付的財政經費反而更多了，一些政府購買的面向社區居民的“培訓”、“服務”人均成本原本隻需幾元十幾元，但財政支付的額度高達數十元甚至上百元。而有些服務項目主觀性強，彈性很大，一涉及政府購買，社會機構各種灰色營銷紛至沓來……
丁力表示，無論是政府職能轉移也好，還是政府購買服務也好，必須依托一個健全的、市場化運作且具備一定自律自淨能力的中介市場。而目前我們的這個市場還很弱小，各種有歷史淵源的“二政府”機構及與政府有各種千絲萬縷聯系的組織佔了相當比例，如何培育充分市場化且良性競爭的中介市場，這是政府的“轉移”與“購買”應該解決的問題。如果不這樣，政府想從一個辛苦的“劃船者”變成一個輕鬆的“掌舵人”，難上加難。
“錢權”隨事轉，避免基層“小馬拉大車”
惠州近年來實施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券”制度備受外來工推崇。目前在惠州，符合入學條件的外來工子女可以在惠州領取“教育券”，外來工子女可以在惠州范圍內挑選適合自己家庭的學校就近入讀，不分公辦民辦，隻需提交“教育券”，均可享受義務教育。民辦學校則憑借“教育券”與政府結算，按人頭獲得政府補貼，以保障外來工子女平等享受免費義務教育的權利。
惠州市常務副市長張瑛介紹說，通過“教育券”保障外來工子女享有免費義務教育，是惠州全面推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內容，但問題是，這些來自全國其它省份的外來工子女，國家的義務教育經費已經隨人頭撥付到他們戶籍所在地，惠州要解決他們的免費義務教育的權利，隻能從自己有限的財政裡支出。如果他們的義務教育經費可以隨人走，解決外來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難度也許要小很多。
孟浩表示，按照廣東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思路，就是對不同層級的政府進行了功能定位，基層政府的定位主要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有了這個定位，就應該給予基層政府相應的事權﹔有了事權，也就應該給予基層政府相應的財權及各項配套權力。
記者來到順德區容桂街，發現50萬人口的容桂街“政府部門”極少，在“大部制改革”中，容桂街將過去41個黨政部門合並為16個大部，改革后的容桂街大力培育商會、慈善會、村居福利會、文體協會等社會組織，政府部門對社會事務不再大包大攬，而是用“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向市場和中介組織購買服務，讓社會力量在各領域充分發揮作用，有效解決了事權多與行政編制少的矛盾。
在珠三角地區，一些經濟強鎮常住人口四五十萬，經濟總量相當於內地一個地級市，但管理權限只是一個科級。“簡政放權”又將一系列林林總總的事務性職能、服務性職能“轉移”到基層，這種“小馬拉大車”的現狀意味著，鎮一級行政部門無法提供適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責任如西瓜、權限如芝麻。”針對這個問題，廣東省賦予部分特大鎮縣級經濟社會管理權限，重點強化面向基層和群眾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並下放給鎮一些行政許可、行政執法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權，擴大鎮政府對行政事務的管理和處置權限。此舉能否成為突破“小馬拉大車”的良方，各界對此給予厚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