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西柏坡“六曰”規矩的當前鏡鑒

　　當下，禮尚往來被庸俗化了，禮品本身堂而皇之地成了“主角”，無禮品即無禮節，無禮品即無禮儀。禮品的種類也是“與時俱進”，從傳統的家電、煙酒到房產、會員卡，送禮之風愈演愈烈，嚴重助長了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和權錢交易。因此，保持黨內的一片淨土至關重要，就像毛澤東所說，“至少黨內不要送”，這是送禮的底線要求。

　　三曰少敬酒

　　毛澤東是一貫反對喝酒的，他經常對身邊的人說，“喝酒會誤事，不能喝的人最好不要喝，能喝的最好少喝”。但是，“無酒不成席”是中國的傳統習俗，大多數人都難逃酒的“壓迫”，連毛澤東也不例外。

　　1930年毛澤東在江西偶遇三弟毛澤覃，毛澤覃提出共飲一杯酒，毛澤東卻道：“喝酒誤事，請你自便。”

　　1949年米高揚來到西柏坡，曾經提出要與毛澤東比酒量，毛澤東以辣椒反擊，提議每喝一杯酒吃一個紅辣椒，米高揚招架不住，最終毛澤東隻喝了兩杯白酒了事。“欲飲自便、不飲莫勸”，這是毛澤東喜歡的飲酒方式。

　　毛澤東反對飲酒，除了自身確實不能喝酒也不喜歡喝酒之外，更主要是反對胡吃海喝、鋪張浪費，甚至借擺酒席大肆斂財的腐敗行為。飲酒傷身事小，對社會風氣的敗壞事大。某地流傳一句這樣的順口溜，曰：“抽煙不管事兒，喝酒管一陣兒，要想辦成事兒，一陣兒接一陣兒。”隻有持續不斷地進行酒肉攻勢，才能把事情辦成，這是對社會風氣的敗壞，是對黨和政府形象的敗壞。

　　四曰少拍掌

　　關於“四曰少拍掌”，說的不僅僅是拍掌的問題，而是改進文風、會風和工作作風的大問題，反對的是報喜不報憂、說好不說壞、說成績不說不足、說假話空話不說真話實話等問題，反對的是虛張聲勢、好大喜功、興師動眾、勞民傷財的夸張儀式。

　　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和毛主席離開西柏坡“進京趕考”，聽說保定要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隨后周恩來也電告華北局：“聞此地將舉行慶祝大會，主席認為不妥，連北平也不要開慶祝大會。因以我黨中央遷移名義，號召人民慶賀並不適當，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慶賀活動。”周恩來還在電報中特別強調：不要鳴炮，以軍樂團代之。24日下午，車隊到達河北涿縣。晚上研究進北京城的儀式問題時，不少同志認為，既然是勝利之師，入城就該有些氣派，至少應是鑼鼓喧天，各路人馬夾道相迎，以壯中國革命之聲勢。但毛澤東堅持“還是簡單的形式為好，場面不要過大，不要動員那麼多的群眾” 。

　　“少拍掌”體現了對群眾的尊重，是對群眾路線的堅守。亂拍掌會掩蓋真相，掩蓋領導干部與群眾之間的真實聯系。有些領導同志習慣了聽人拍掌，不管是視察工作還是做報告，要是聽不到掌聲，首先會懷疑自己是不是不受歡迎，然后是怨恨接待單位“不會辦事”，接下來就可能給你“穿小鞋”。因此，接待單位大都會安排群眾拍掌，比如“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如何如何”。接待單位甚至還會臨時召集一些人來捧場，形成一種賓朋滿座的熱烈氣氛。但恰恰是這種被刻意安排的拍掌和捧場最令人厭惡，因為它侵犯了拍掌者和捧場者的尊嚴和權利，他們被當作一件物品和擺設任人擺布，這是一種莫大的侮辱。“少拍掌”對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對堅持群眾路線，對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改進文風、會風和工作作風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

　　當時世界各國出現了很多以國家領導人命名的地名，如“華盛頓市”、“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等，黨內也有不少人提議以毛澤東等偉大領袖的名字命名城市，均遭到毛澤東的反對。由於斯大林在蘇聯大搞個人崇拜，國際影響很壞，有了這個前車之鑒，毛澤東對“以人名作地名”非常敏感，態度也一直非常堅決。

　　1946年6月18日，《新華日報》“批評與建議”欄目發表了徐竟的《革命領袖與烈士的名字不能亂用》一文，文中指出：“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機關，不慎重考慮紀念先烈及尊重革命領袖的偉大精神，而隻局限於表面的紀念，隨便應用革命領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稱……這樣將先烈和革命領袖的名字混用起來，使很多群眾分不清。”“分不清”這倒是個小問題，毛澤東更擔心的是“以人名作地名”會誘發個人崇拜，重蹈斯大林覆轍。

　　1986年，國務院頒布的《地名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二款規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不以人名作地名”從此正式上升到國家法規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