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方面，20世紀80年代，隨著英國撒切爾政府出售諸如電信、電力、供水和運輸系統的公有制企業，澳大利亞、新西蘭、西歐、拉丁美洲諸國紛紛效仿，世界范圍內涌現出一股私有化的浪潮，尤其表現在鐵路系統私有化問題上。但是，在英國，布萊爾政府於2002年又將之前私有化的鐵路系統重新國有化，2008年倫敦地鐵也重新被收歸國有﹔新西蘭在2003年將鐵路網重新國有化，在2008年將列車運營重新國有化，電信行業私有化后公司的支出主要用於維護市場的主導地位，而非改善客戶服務﹔在澳大利亞，2007年陸克文政府通過新的國家寬帶網絡計劃重新國有化。另一方面，在實証研究中，羅蘭（Gerard Roland）主編的《私有化成功與失敗》論文集展示了大量的跨國實証研究的彼此矛盾和沖突的結果。私有化能否在微觀層面改善企業的盈利能力，能否在宏觀層面促進經濟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知現在仍然缺乏全面的統計証據。不過卻達成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共識，即僅僅更改所有權，或者說單純的私有化不足以保証經濟上的成功。多數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私有化歷程表明：小部分有較強政治背景的人攫取了絕大多數的盈利機會，而公眾利益則淪為犧牲品。
既然嚴肅的實証結果不明確，大量案例又証明私有化無法解決實際問題，那麼為何這一方案卻反復被作為所謂的政策建議而提出？這如果不是由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就是因為其學理上存在致命的邏輯缺陷。
第一，在談論各種私有化方案之時，各方關注的焦點都在誰能夠在私有化過程中獲取更大的利益上，在此問題上的分歧掩蓋了一個被各方默認，但實際上卻無法確定的假設，即私有化總能產生正的社會總收益。事實上，相關的研究表明，一個法制完備、公司治理完善、尋租腐敗情形較少的經濟體，私有化往往可以產生正的社會總收益，但矛盾的是，這樣的環境下公有制經濟往往也發展較好，私有化的必要性同樣值得質疑。第二，很多支持私有化的論點在於，私有化可以改進企業參與人的激勵結構，從而在內部治理中推動企業效益的改善。然而，現代大型私有企業，委托代理問題依然存在，沒有理由認為科層結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能夠被私有化所克服。
這些理論上的質疑與經驗証據一起，構成了反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聲音。金融危機之后，縱觀全球，政府已經被視為經濟提振和金融穩定的最終保障者，建立超越一切的自由市場的主張，也漸漸被人遺忘。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種帶有擴張性質、宗教情結的思潮也終將被理性的思辨所消解、所遺忘。（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副主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姚東旻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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