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鵬飛
《資本論》中蘊藏的方法論瑰寶，把辯証方法創造性地應用於政治經濟學領域，並且把辯証法、認識論和邏輯學融於一體，實際上是馬克思的第三大理論貢獻和偉大“發現”。但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理論界很少有人對此做深度挖掘和文本解讀。
馬克思的總體方法論的基礎是“總體”發展觀：“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是從無中發展起來的，也不是從空中，又不是從自己產生自己的那種觀念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於：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於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5-236頁）簡而言之，“有機體制”即經濟的社會形態趨向於總體的發展過程，是一個既體現歷史繼承性或開放性的“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於自己的”從屬型發展過程，又體現歷史更替性或創造性的“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的”創造型發展過程﹔也是“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的歷史進程（《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頁）。
總體方法論也被稱為“總體性”原則、“整體性”研究方法或者經濟學邏輯體系構建方法。這是“思想總體”再現“生產總體”和“具體總體”，主觀辯証法或“概念辯証法”能動地反映客觀辯証法，並從總的聯系和內在矛盾中闡述概念辯証法或主觀辯証法的運動的一門學問。“總體范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並獨創性地改造成為一門全新科學的基礎的方法的本質”（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76頁），是超越了黑格爾邏輯學的“正、反、合”命題以及方法論整體主義的一場方法論革命，凸顯了“真理隻有作為體系才是現實的”這一經典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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