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作為政治綱領和意識形態的資本擴張性質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生產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局面，這使得處於主導地位的凱恩斯主義陷入了尷尬境地。於是，新自由主義乘勢重新崛起，並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裡根的大力推行而日漸興盛，並逐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了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裡根之所以推崇新自由主義，一方面是為了扭轉當時國內效率低下、經濟停滯的局面，同時更是為了增強國際壟斷資本的競爭力，特別是加大與前蘇聯對抗的籌碼。
1990年，一些國際組織和學者把新自由主義理論及政策系統化，形成“華盛頓共識”，並用於指導拉美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調整與改革。由此，新自由主義從一般學術理論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政治綱領和意識形態。比如，“華盛頓共識”極力主張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要求發展中國家敞開國門，降低或取消各種貿易壁壘，為國際壟斷資本全球擴張、攫取高額壟斷利潤掃清制度障礙。但西方發達國家本身卻從來沒有完全實行過這樣的自由化，相反卻通過政府補貼、非關稅壁壘，甚至濫用反傾銷和特殊保障措施等，大搞貿易保護主義﹔“華盛頓共識”極力主張國有企業私有化，要求發展中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大規模出售國有企業，其政治目的就是用資本主義制度取代社會主義制度，以最終實現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一統天下﹔“華盛頓共識”極力主張減少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要求發展中國家取消或放鬆政府對經濟特別是對投資和金融的管制，任由“看不見的手”掌控這些國家經濟的調整和發展。而就發達國家自身而言，凡是有利於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運行的國家干預、有利於資本主義克服危機的政府調控、有利於壟斷資本攫取超額壟斷利潤的政策措施，全部予以保留並不斷加強之。由此可見，“華盛頓共識”表面上以維護和弘揚作為人類最高價值准則的“自由”自居，其實質卻是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世界，為國際壟斷資本掠奪和剝削發展中國家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支持，並通過“三化”把公有制化掉、把政府的宏觀調控化掉、把遏制資本擴張的力量統統化掉，從而達到用資本主義制度“規制”世界的目的。正如邁克爾·赫德森的分析：“作為一項國際政策，私有化主要是由美國政府的戰略家推動的，目的是要瓦解俄羅斯的工業力量——並以此消除潛在的軍事競爭對手。作為華盛頓共識的主要內容，私有化成為冷戰的終結者。” 總之，新自由主義不僅是資本霸權的理論工具，更是資本擴張、資本奴役勞動的意識形態，是試圖用資本主義規制世界的政治綱領。
新自由主義作為經濟范式的實踐后果：從虛假繁榮到金融危機
以“華盛頓共識”的誕生為標志，新自由主義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全球蔓延並一度呈加劇之勢。結果是新自由主義推行到哪裡，哪裡就不再自由了。拉美國家多年來作為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試驗場，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失業率劇增、貧困化問題凸顯，尤其是民族工業遭受重創，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同時，政府調控無力，社會發展極端不平衡。不僅如此，金融自由化還導致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債務危機等等。
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使俄羅斯人民苦不堪言。1992年初，俄羅斯激進民主派政府推出了以“華盛頓共識”為依據的 “休克療法”式經濟轉軌方案。該方案的核心內容是市場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和經濟穩定化。結果在實施“休克療法”的十年裡，俄羅斯國民經濟和工業生產下降了一半，作為世界上曾經唯一能夠與美國抗衡的國家，已今非昔比了。1997年3月首發於泰國的擠兌風潮，擠垮銀行56家，泰銖貶值60%，股票市場狂瀉70%。由泰國引起的金融動蕩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蔓延，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韓國、日本、台灣、香港均受重創。而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的資產大為縮水的同時，歐美國家卻利用亞洲貨幣貶值、股市狂瀉的時機，紛紛兼並亞洲企業，購買不動產，以其1%的代價輕易獲取了百分之幾百的財產。而東南亞這些國家由於銀行倒閉，金融業崩潰，導致經濟癱瘓，從而激化了國內的矛盾，造成人心渙散，社會秩序混亂，甚至導致國家政權不再穩定，危及到了各國的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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