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中國共產黨轉型的難度與風險

　　革命是在自然生命和意義世界之間做選擇，中國共產黨憑借革命完成了鳳凰涅槃，實現了對世俗政黨的超越，創造了星光熠熠的政治精英、道德楷模和獨特文化，通過這種創造徹底征服了中華民族，成功上位為執政黨。這種先黨后國的政治邏輯，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具有絕對權威的基礎，即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種權威意味著黨對國家、人民、社會、經濟、文化等所有領域都擁有全面重新定義的能力﹔通過對國家、人民、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新詮釋形成自己全面執政的威權政治模式，這種模式非常有利於共產黨國家在冷戰時期的生存，所以不斷得到強化和鞏固。而一旦這種賴以支撐的冷戰格局消失，共產黨政治的自我強化和外部激勵機制就立即塌陷，東歐劇變和蘇共垮台給中國共產黨提供了認真反思的機會，這是中國共產黨相比較其他國家共產黨幸運的地方。改革開放就是這種整體反思的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決心轉型的開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可以看做是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同志帶領下自覺實現國家轉型的動員令，直到今天這種轉型還在“絕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政治宣言中得到執行和繼承。應該說，中國國家轉型是成功的，實現了全面改革與開放，國家躋身世界強國之列都是這種轉型成功得到的成果。

　　然而，相比較國家和社會的率先轉型，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轉型相對滯后了。黨的轉型自覺和實踐在時間上明顯落后於國家轉型，意味著執政黨奉行和遵循的依然是革命黨的文化和技術，沿襲的依然是革命黨的遺產和慣性，這就造成執政黨成員在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價值判斷等方面都還停留於革命黨的經驗系統，執政工作實踐中在理念、認識、技巧、習慣等方面都還有路徑依賴，普遍缺乏民主法制精神和能力。這勢必造成執政黨與轉型國家、社會關系的普遍緊張，當社會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尺度去抵制革命黨的執政方式時，必然表現為對掌權者的不滿，最后演變為老鼠商量著給貓帶鈴鐺。由於操作上既缺乏技術支撐，又缺乏“貓”的接受和配合，所以隻能不斷堆積矛盾與摩擦，而這又逼迫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不斷進入緊急狀態。如此反復，“革命黨”的歷史本能被一次次喚醒。“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也就是說，生產力是唯一標准，執政黨的革命緊張本能不能代替生產力標准成為主導中國政治進程的顯性力量。

　　由於國家和社會先於政黨轉型，國家、社會和市場的力量率先得到生長和發育，這種開放的力量具有自下而上的活力和動力，對執政黨的傳統政治空間和全面執政方式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和威脅。根本說來是自下而上的自由主義與自上而下的保守主義兩股力量之間在性質上發生了差異，社會歷史的整體性與執政黨天然的局部性之間無疑構成了直接沖突。執政黨與國家、社會、市場的新興力量不僅在感受上有了差異，而且在相互關系的方向上發生了徹底的變化。革命的歷史傳統決定了執政黨一貫都是界定國家、社會與市場的主體，如今的情況開始發生逆轉，國家、社會與市場隨著自身力量的增長開始要求行使自身的天然權利，重新界定執政黨的邊界和活動范圍，於是就出現了黨政、黨企、黨財、黨事、黨人等領域的全面緊張關系，由此引發了執政黨社會管理的危機。這種管理危機不斷地沖擊和動搖執政黨的執政信心，一旦所有的緊張感和危機感上升為執政威脅的時候，執政黨的正常轉型意願和努力就被危機管理和臨時應對所代替，轉型大計就這樣一次次被緊急狀態所代替而擱置。

二

　　轉型最大風險是理論支撐不足

　　人民論壇記者：中國共產黨的轉型之難，讓我們必須對轉型所面臨的風險有所預期和准備。那麼，各位專家認為轉型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麼？

　　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教授 楊亞佳：轉型必須有強大的理論支撐，不能突破思想藩籬，轉型會陷於被動。向民主型政黨的轉變，就要在思想觀念上轉向重視民主的價值。民主的模式是多樣和多元的，但是民主價值則來源於人對自身的基本價值的需求，具有普世性，包括尊重人的生命、保障人身安全、人的生存發展、人的自由意志等。我們既要堅持對民主的價值追求，又要根據實際情況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治模式。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以來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前提，但是在政治改革領域，我們的思想還往往被教條主義所束縛，步伐還遠遠跟不上時代發展的需要。如果執政黨不能以人的基本價值需求出發認識民主、進行理論創新，將使轉型缺乏理論支撐，陷入被動的境地。

　　如不研究政黨轉型規律，避開各種陷阱，轉型就難免社會震蕩的風險。與多黨制和兩黨制國家的政黨不同，我國憲法保証了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但這也帶來了挑戰：中國共產黨對政治權力的全面支配意味著黨內問題有可能延伸為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問題。反過來，整個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或社會利益沖突的最終解決，都有賴於黨內關系、黨與各政治主體關系的解決。這也決定了我國執政黨的民主轉型與國家和社會轉型的互動性和復雜性：執政並將長期執政的政治使命使得中國共產黨必須要比其他體制中的政黨能夠更加靈敏地發現社會的變化，更加小心翼翼地處理政黨關系以及執政黨與國家、社會和公民的關系，在改革、發展、穩定中尋求平衡。黨的十八大提出“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方針、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方法，以及試行鄉鎮黨代會年會制、深化縣級黨代會常任制試點、實行黨代會代表提案制、完善黨內差額選舉制，以及黨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和任用重要干部票決制等，都體現了探索規律、規避風險、積極穩妥的政黨轉型思想。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曹鵬飛：傳統的政治話語體系和經驗在應對新經濟和新社會變革中多少顯得力不從心，存在著解釋能力不強、解決能力不夠的顯著缺陷，而新政治理論和智慧又因傳統體系羈絆短期難以成長起來。執政黨轉型在這種情況下明顯受到來自理論和智力普遍匱乏的牽制。轉型向何處去？轉型的時點、節奏和方式怎樣把控？如何把經濟社會發展趨勢與民眾意願合理地導入執政黨的轉型工作體系，上升為執政黨轉型的智慧和力量？這恐怕是所有執政黨轉型都會面臨的難題。

　　首先，執政黨內部主張轉型的政治勢力，因沒有能力完全承擔轉型帶來的政治風險，短期無法拿出令人信服的轉型方案，所以往往不能順利地上升為執政黨的整體意志而得到全黨的擁護和支持。相反，執政身份天然具有的保守主義立場對轉型的畏懼和抵制在體系內部很容易得到彌漫和擴散。

　　其次，就執政黨的轉型成本和收益而言，轉型的邊際收益與需要支付的風險成本之間明顯地存在著不對等。轉型后黨的身份並無變化，可轉型失敗失去執政地位的風險成本卻需要實實在在地支付，所以很多情況下執政黨就在真理、規律和未來面前選擇當下，給外部社會的感覺往往就是以一黨之私代替公理和民眾，民眾的權利和執政的權力之間產生沖突，這種沖突又反向腐蝕執政黨轉型的決心和立場。

　　最后，就政治理論和實踐而言，民主政治體制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政治效率低下，政治公平很難因為民主博弈而得到完全實現，以致於人們在政治觀念上把君主立憲制作為政治實踐典范來膜拜。正是由於政治制度的這種兩面性，所以民眾也無法拿出完全能夠說服政治官僚的技術方案，這種困頓客觀上造成民眾和執政黨內部以及相互之間在觀念、利益、思想等方面不能取得共識，從而造成政治轉型缺乏必要的統一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