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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超越歷史的華麗“轉身”

——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陳晉

2013年08月23日16:26   來源:社會科學報

原標題:中國道路:超越歷史的華麗“轉身”——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陳晉

 

記者:作為中共文獻研究方面的權威專家,請您圍繞“中國道路與中國夢”這一主題,談談您的認識和理解。首先,請您談談什麼是中國道路?與其他社會主義道路模式相比,中國道路的特色體現在哪裡?

陳晉:中國道路,就是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從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命題以來,從黨的十三大到十八大,全國黨代會報告標題,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主題詞突出出來,鮮明展示了當代中國的旗幟、形象和方向。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都突出道路問題的重要性。他在中央黨校對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講話中又說,“黨的十八大精神,說一千道一萬,歸結為一點,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

中國道路,又是具有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在各國的實踐千差萬別。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在世界上曾是很有影響的模式。越南、朝鮮、老撾、古巴這樣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其道路也各有不同。在歐洲政壇,至今還有勢頭不減的社會民主主義(有時叫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90 多個民族獨立國家中,約有半數先后宣布實行社會主義或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由此出現各種民族社會主義道路。非洲相繼出現“阿拉伯社會主義”、“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村社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在拉丁美洲,委內瑞拉的“21 世紀社會主義”、玻利維亞的“印第安社會主義”也有不小影響。在理論上,國外還有許多沒有執政的共產黨和“新馬克思主義”各種流派,也都各有其社會主義觀。中國搞社會主義,曾照搬過本本,也模仿過別人,吃過苦頭,才走出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有著鮮明區別的道路。它既不是“傳統的”,也不是“外來的”,更不是“西化的”。中國道路根植於中國的歷史和傳統,根植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現實國情,反映了中國人民的意願和選擇,體現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和理想,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回答了在人口這麼多,底子這麼薄,資源這麼貧乏,發展這麼不平衡的中國,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

記者: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分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那麼,中國道路的開創和發展,與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有什麼必然關系?

陳晉:中國道路的開創和發展,直接源於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實踐和理論創新。如果不准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如果不推進改革開放這個偉大實踐,如果不奔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根本目標,就不可能有中國道路。中國道路,由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艱辛開創,經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奮力推進,到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持和發展,才走出今天的壯景。這個論斷,是十七大報告以來重要文獻的一貫表述。其意義在於,確認了中國道路有其開創性的標志,即我們常說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其現實的實踐依據,即我們常說的“改革開放”﹔有其明確的主題內涵,即我們常說的“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其階段性的前進過程,即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成功開創”、兩個世紀之交的“成功推進”和新世紀新階段的“成功堅持和發展”。這個論斷,是對30多年來中國道路開創和發展過程情形及其特點的簡潔概括。

同時,中國道路不是突然被開創出來的,它奠基於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這段時間,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探索。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在對國情和世情的判斷上,在探索道路的方式和具體政策上,在工作中心和實際工作內容上,確有不同。改革開放前對社會主義的實踐和探索,開始是照搬蘇聯模式,帶來很多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沒有解決好”,是指沒有形成一條正確的道路。

但是,不管經歷了怎樣的曲折,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探索實踐,對中國道路來說,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承續和承載。對此,十八大報告在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毛澤東那一代人為中國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個論斷的基礎上,又進了一步,增加“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這些表述,很有分量,很具體。

什麼是“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主要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理論准備”有哪些?不僅包括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些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還有:對一窮二白的中國,社會主義還處於不發達階段,把國家建設好大概要一百年這個最大國情和歷史方位的認識﹔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判斷﹔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的論述﹔“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的提出﹔遵循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和做好綜合平衡的要求﹔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關系的主張﹔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等等。關於“物質基礎”,則包括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和“兩彈一星”等各方面的建設成就。以上,都屬於十八大報告說的“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至於“寶貴經驗”,既包括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積累的許多正確有效的做法,也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錯誤經驗。這些都從不同方面為中國道路的開創,積累了必不可少的直接有用的資源。如果沒有此前奠定的政治前提,沒有從干部到制度、從實踐到理論、從物質到精神的基礎准備,改革開放就很難推進,就不會有中國道路的出現。出現了,也不一定能堅持得住,發展得好。

關於從改革開放前到改革開放后的歷史過渡演進方式,鄧小平在1980年主持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時說得很清楚:“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 概括起來實際就是四層意思:在開創中國道路的過程中,我們黨做的事情,一是把毛澤東那一代人提出來、設想過但沒有去做的事情做起來﹔二是把毛澤東那一代人做錯的事情改正過來﹔三是把毛澤東那一代人做得不夠好,但總體上還可以去做的事情進一步完善起來﹔四是做毛澤東那一代人沒有遇到過的新事情。這四層意思,具體地回答了中國道路是怎樣起步的,同時也說明,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在他們選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創新,而是在他們直接碰到的,由毛澤東那一代人奠定的基礎上開始改革開放,探索新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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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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