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此，當前及今后的一大政策著眼點是“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見十八大報告）。目前，我國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已相應調整了基礎養老金標准，如北京、江蘇、浙江、山東等省市在中央財政的基礎上，分別增加了不等的補貼金額。不容忽視的是，中國目前的養老保險費率是偏高的 。這會給中國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帶來負面效應，而且高額的繳費率易引發嚴重的代際沖突。許多年輕人因此不願意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增加了擴大覆蓋面的阻力。那麼，有沒有在降低在職人員繳費率的同時，提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待遇水平的可能呢？彭浩然、陳斌開（2012）從理論上証明了這種可能性。其研究表明，在穩態時中國現收現付養老保險繳費率的閾值為15.6%。鑒於論証嚴謹有力，結果比較穩健，該結論對養老保險繳費率的制定極具參考價值。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多方位考慮養老保障資金的來源與收益問題，而不僅僅將其看成是公共財政的責任。公共資源與私人資源、國內資源與國際資源，皆可成為養老資金的來源。在這方面，政府可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提取國有資產變現收入和國有企業分紅作為養老金的源，降低養老金缺口風險，體現國有經濟全民所有的性質，逐步解決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轉軌成本問題，讓發展成果為全民共享。同時，適當降低社會統籌部分的繳費率，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真正建立起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長效機制。此外，要拓寬眼界，改變僵化的理財思維與模式，綜合利用各種金融資源和融資機制，走多元化、市場化、國際化道路，積極拓展養老金籌資渠道。特別是要注意吸收社會資本參與養老建設，從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用地優惠等多個方面減輕民營養老機構的負擔，增強其自身發展動力（見專欄4）。因為養老產業是個特殊的產業，既具營利性，又兼有福利性。隻有對溢出的正外部效應予以恰當補貼，才有利於加大養老供給。

目前，北京共有養老床位8.2萬張，但每百名老人擁有不到3張，與發達國家5至7張相比有明顯差距，也與日益增長的養老服務需求有較大差距。究其原因，除養老機構布局不合理外，各項優惠政策扶持不到位，建設用地供應不足，項目審批復雜、周期長，也影響了社會力量投資養老機構。

鑒於此，北京將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給、高端有市場”的原則，通過政策扶持、制度規范、資金引導、獎勵督導等手段吸引民間資本投資養老服務業，制定出台土地供應、稅費減免、資金補貼、信貸支持、市場准入等綜合配套優惠政策、措施，通過“公辦民營”、“民辦公助”等多種形式，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機構，培育一批養老服務行業組織和龍頭企業。

毋庸置疑，加強養老基金的監督和管理，“建立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運營制度，確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也甚為關鍵。由《全國社會保障資金審計結果》可知，截至2011年底，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18500.41億元，遠遠超過“新農保”、“城居保”和“城鄉居保”三項結余之和（為1635.53億元）。可見企業年金是養老保障的重要支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近期公開的企業年金運營數據顯示，企業年金近5年的總體收益率達到8.87%，跑贏了CPI。在人口迅速老齡化時期，提高養老金的投資收益率是彌補養老金缺口的重要途徑。既然企業年金運營效果很好，我們不妨提高其運營比例。在這裡，有必要消除養老基金投資、個人養老投資“隻有在資本市場成熟后才能進入”的認識誤區。其實，參與市場與市場完善是相互影響的，問題與措施也是在博弈過程中逐步呈現的。我們還應當把養老保障體制看作是生產性的，而不僅僅是消費性的制度安排。理由在於第二次人口紅利的開發是以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為主要特征的，需要較為完備的養老保障體系作為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