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方政府因素

一個普遍感受是：“國十條”等樓市政策的一部分措施，被有些地方在執行時“打折”了。人們期望看到令行禁止、政令暢通，期望調控收效明顯、百姓受益。

實際情形是，在很多城市，開發商捂盤惜售現象仍未杜絕，圈地囤地現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保障房資金落實不到位，工程進展緩慢……客觀分析起來，除了流動性過多、通脹預期增強等市場因素之外，有的地方政府沒有擔當起相應的責任，或許是重要症結。

主要表現為：有的地方深度介入房地產行業的慣性沒有消除，個別地方明降溫、暗托市﹔限購等各項調控政策在執行中被“軟化”﹔廉租房或經濟適用房的供給乏力，個別地方還有虛報數字之嫌……地方執行的“短腿”，讓中央調控政策成了揚湯止沸。

地方在調控中動力不足，原因或在於地方利益的考量及其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一些地方擔心調控可能影響地方經濟和財政收入，對如何主動參與調控缺乏考慮和研究。更嚴重的是，有的地方嘗到了土地財政的甜頭，他們為獲取高額土地出讓金，採取種種措施，推高地價，抬高房價，以此換取好看的GDP和政績。這阻礙了樓市調控的成效，損害了群眾利益。

落實調控政策，需要多方面努力，尤其依托於地方的有力執行。有令不行，調控就難免“雷聲大雨點小”，不僅房價難穩，政府的公信力也會受到損害。在個別地方，對群眾有利的政策往往“大的變小，小的變沒”，最后文件成了“紙上畫，牆上挂”的東西﹔而一些關涉地方自身利益的政策，則經常是強力執行。這不能不讓人警醒。

土地財政不可持續。如何推動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相適應，規范土地征收行為，用好土地出讓金收入，解決地方政府面臨的“錢少事多”的現實難題，這既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更好地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