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繼承與發展

順治皇帝推崇明太祖朱元璋，親祭歷代帝王廟，並增加幾位中原漢族皇帝入祀，撤出遼金元帝王。

同為由少數民族行使最高統治權的統一王朝，清朝與元朝不同，它的統治者深知“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佐太平”（皇太極語）的文武並重之道。即依靠武力得到統治地位之后，必須融入中華治統文化之中，才能固本強身，坐穩天下。因此，清朝前期的幾位皇帝，都極為關注歷代帝王廟。

順治皇帝6歲繼位，由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其間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善待”明朝帝王。先是以殉國之名禮葬明朝的崇禎皇帝，將崇禎神位安奉歷代帝王廟，並允百官軍民為其哭靈三日。不久，為使用明朝太廟祭祀大清先祖，將明太祖朱元璋神位從太廟移入歷代帝王廟。二是恢復了對元世祖的祭祀，並借機增加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和元太祖入祀。表面上看，是因為滿洲權貴與契丹、女真、蒙古同屬北方民族，而帶有的親近感。而深層原因，則顯然是因民族身份不同，處理民族問題的角度發生了重大變化。

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突然離世。順治皇帝親政后，努力學習中原漢族皇帝治國理政的經驗，尤其推崇明太祖朱元璋，親祭歷代帝王廟，“以抒景仰前徽至意”，並增加幾位中原漢族皇帝入祀，撤出新增遼金元帝王。這些做法，后來又被輔佐少年康熙的滿洲權貴所否定，多爾袞攝政時的入祀主張再次佔據了上風。

清初歷代帝王廟，具有過渡性。一是增祀明洪武帝與崇禎帝﹔二是借恢復對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之機，滿洲權貴們開始增加“偏安之國”的遼金帝王入祀。朱元璋萬萬沒想到，由他一手創建的歷代帝王廟，到頭來卻成了自己神位的歸宿。

康熙認為，作為當今皇帝，我要為前代帝王說句公道話。雍正在第一時間落實了康熙遺願，使歷代帝王廟發生了空前變化。

康熙曾為中國開創了又一個強大而繁榮的盛世。他在位61年，深感在這個古老大國做皇帝之艱辛與不易。康熙在人生的最后兩年，十分關注歷代帝王廟的入祀問題，他超越了各種紛爭，為歷代帝王廟劃定了入祀底線。

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他頒布諭旨，首先回答了兩個重大問題。一是祭祀歷代帝王之原因。康熙認為，歷史上的前代帝王，子孫后裔難覓，而今天統治天下的人，繼承的正是他們創建的功業，所以我們要崇祀歷代帝王。二是如何確定入祀標准。康熙認為，對前代帝王的評價遠未做到公平合理，致使每朝入祀不過一兩位。作為當今皇帝，他要為他們說句公道話，“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即隻要不是因無道失德而被殺或亡國的帝王，都應入廟享祀。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又提出兩點重要意見。一是對開國創業和治國守業的君臣都要重視。比如在從祀名臣中，開國元勛居多，輔佐太平的功臣很少，這極不公平。二是對亡國之君也要具體分析。比如明朝亡國，並非崇禎之過，而是壞在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故可祀崇禎，不可祀萬歷、泰昌、天啟三帝。對於康熙的這兩次聖諭，大學士們花了很長時間領會研究，最后禮部拿出了總體入祀164位帝王和79位名臣的方案，但未及上報，康熙就在當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去世。剛剛繼位的胤禛（其時尚未改元雍正）要求速辦，於是趕在年底之前，就落實到了歷代帝王廟。

可以說，康熙對為什麼要祭祀歷代帝王的理解，極為深刻、獨到。他由此確定的入祀底線，既大度包容，又不失標准，也不絕對化。可惜，康熙未能看到結果，便溘然長逝，但康熙的思想卻給后來的雍正、乾隆帝指明了方向，確定了基調。

雍正帝在第一時間落實了康熙遺願，使歷代帝王廟發生了空前變化，從過去隻崇祀少量的開國君臣到大量入祀了治國守業的君臣。雍正在位13年，5次親祭，大修廟宇，還親書了《歷代帝王廟碑》，反復論証了治國守業君臣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歷代王朝開國之后，隻有出現或繼世而生，或間世而出之英明睿智的守成之主，才能使功績重光、德教相續，呈現出國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至於治國名臣，比起那些開國元勛來也毫不遜色，他們的功勞益於國家社稷，他們的品德堪為股肱重臣。

雍正帝本人，就是一位艱辛勤政的守業者，他對治國守業的重要性有切身體會。在他看來，歷代帝王廟隻崇祀開國君臣，存在重大缺失，國家的長治久安，更需要治國守業的明主良臣。雍正帝的這些闡述，是對康熙之意旨的極好發揮。

乾隆說，其實在入祀的歷代帝王中，沒有幾個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為戒的人和事，卻實在太多。

乾隆皇帝在位時，歷代帝王廟已歷經明洪武至清雍正，凡三百多年，有了很大發展。他還能為歷代帝王廟做些什麼呢？事實証明，乾隆的建樹與貢獻更加卓越。他從25歲繼位到75歲高齡，6次親祭、5次賦詩、4次撰寫碑文，10余次頒布諭旨，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重修歷代帝王廟，把正殿規格提高到了“乾清宮”“奉先殿”級。這項工程從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實施，離雍正上次大修，尚不過30年。乾隆特地從皇宮府庫中拿出銀兩重修，是為了在更加庄嚴壯觀的歷代帝王廟，宣揚他的祭祀思想。

二是提出“法戒論”，並作為祭祀要義。乾隆二十九年，歷代帝王廟重修告竣。乾隆皇帝第三次親祭歷代帝王廟，親書《重修歷代帝王廟碑》及《長律述事詩》，集中闡釋他的“法戒論”。主要內容是：在歷代帝王治國理政的傳統中，值得效法和引以為戒的經歷都有，歷史是一面鏡子﹔在歷代帝王安邦治國的作法中，本身就包含著效法前人的功德與力戒前人的教訓。效法與戒鑒，密不可分﹔三皇五帝的崇高功德是歷代君王效法的楷模，夏商周之間的相互戒鑒，是最經典的事例﹔歷經百世之后，比較歷朝帝王，到頭來都是一個亡國的結局，這就像房屋變成廢墟一樣可怕。祭祀歷代帝王，本意就是在無形之中得到告誡和警惕，或是學習聖主明君的成功之法。此時，乾隆帝五十有四，為政近三十年，他把“法戒論”作為歷代帝王廟的祭祀要義，是乾隆主政、治學與廟祭緊密結合的真知灼見。

乾隆帝步入晚年后，深感時不我與，多次強調戒鑒和警惕的迫切性。他在65歲后三次親祭歷代帝王廟。在他撰寫的詩文中，更加直白地袒露了自己的內心感受。他說，其實在入祀的歷代帝王中，沒有幾個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為戒的人和事，卻實在太多。他在祭祀儀式上，想到的是令人恐懼的帝王興衰史﹔身雖已在回宮途中，心卻仍流連於帝王廟內，故而久久不能平靜。大清子孫要想成為萬世無疆的庇護者，就要知道敬畏，千萬小心根基的穩固，真正做到戒鑒與警惕。這是他不忍心說，但又不忍心不說，而不得不說的話。可見乾隆心裡很明白，所謂歷代帝王，就是帝王興衰和改朝換代積累的結果，他從這裡，已經多少感受到了居安思危的緊迫性。

三是把“中華統緒不絕如線”作為入祀帝王的最高准則。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在閱覽《大清通禮》時，發現當年的儒臣們未能體仰康熙旨意，入祀帝王主要是正統王朝的創守之君，在“偏安之國”中卻隻有遼金帝王，這明顯違背了康熙本意。為了糾正這種偏差，乾隆專門發出一道諭旨。他用“中華統緒不絕如線”這八個字，概括了中華統序（緒）的最大特點，即中華的治統序列就像一條沒有中斷的線，傳承有序、一以貫之。乾隆所說的中華統序，就是指中華帝系。他認為，在中華帝王譜系中，應該包括正統王朝和“偏安之國”的兩種帝王﹔而在“偏安之國”中，也絕非隻有遼金帝王。乾隆舉例說，從漢昭烈帝劉備（乾隆以劉備為東漢正統，曹操屬擯棄之列）到唐高祖李淵統一中國，時間相隔300余年，其間常有英明強悍的帝王和節省勤儉的君主出現。比如北魏雄踞黃河以北，地廣勢強。道武帝、太武帝經常思考為政的道理，尊儒重佛，興學重教，養育人才，大修水利，怎能把他們放在一邊不管不問？再比如，五代的50余年間，后周的世宗柴榮就是一位賢能的君主，這樣的人，不酌量入祀，怎能讓千秋公論服氣？此外，乾隆還仿效康熙帝作法，認為東漢的桓、靈二帝對漢獻帝的亡國負有重責應撤出罷祀。唐憲宗的被害和金哀宗的亡國並不是他們由於無道失德造成的，應予正名，准予入祀。

乾隆五十年春，乾隆皇帝第六次親祭歷代帝王廟，正式增加了東晉、南北朝、唐、五代、金等25位帝王入祀，撤出了東漢的桓、靈二帝。至此，歷代帝王廟入祀三皇五帝和歷代帝王達188位（包括乾隆元年入祀的明建文帝），除那些昏黯之君外，基本體現了“中華統緒不絕如線”的帝系傳承。親祭當天，乾隆駐蹕圓明園，又寫了一篇《祭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重申他四十九諭旨中的思想，要求再建兩座御碑，一座鐫刻他的《禮成恭記》，另一座設為無字碑。無字碑的可能寓意是我已經為歷代帝王廟畫上了句號，無需后人再作評論。乾隆之后，國勢漸衰，廟祀不振，隻在西跨院修建了一座關帝廟，加上東西配殿從祀的79位名臣，剛好80位，為歷代帝王廟增添了新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