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多年來，“公民社會”這個概念似乎很火。在一些人眼裡，公民社會天然合理、天然正義，是應該無條件地予以肯定的“好東西”。

公民社會好在何處呢?按照其倡導者的說法，好就好在公民社會能夠對政府的公權力構成制約，從而促進民主的實現。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南歐、東歐、西歐、北美一些人提出公民社會是民主前提條件的理論，他們把公民社會說成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甚至充分條件。九十年代初，這種理論傳入中國研究領域，繼而傳入中國學界，很快就成了顯學。自此以后，國內外總有一些人拿著放大鏡在中國尋找公民社會的蛛絲馬跡。

然而，隻要稍加深究，我們就會發現，有關公民社會的種種說辭存在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名不正，言不順”;二是“名實不符”。換句話說，公民社會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編造出來的一個粗糙神話，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亂墜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國人追求的是構筑一個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的政治共同體——人民社會。

正名：國外定義“公民社會”的三種策略

要判斷一個東西是好是壞，必須得先弄清楚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公民社會”是從西文civil society翻譯過來的。事實上，civil society到底應該怎麼翻譯本身就是個問題。譯法與概念的內涵緊密相關;概念的內涵不同，譯法當然也應不一樣。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思想家，不管是自由主義者(如托克維爾)，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如葛蘭西)，對civil society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屬於“市民社會”(即人們以私人或市民身份活動的空間)范疇，盡管他們對市民社會所處的位置及其在政治上的意義爭論不休。

直到過去二十多年裡，civil society才被賦予了“公民社會”的含義：它既是一片不許國家公共權威涉足的空間(私域)，也是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基地(公域)。問題是，把civil society理解成“文明社會”或“市民社會”，其內涵與外延比較容易把握，但一旦被理解成“公民社會”，其內涵與外延卻十分飄忽。

定義“公民社會”的第一種策略是指出它不是什麼：它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國家，更不是市場，而是介於家庭、國家、市場之間的空間。那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把這片空間叫作“社會”，而要把它叫作“公民社會”呢?顯然，並不是介於家庭、國家、市場之間的全部空間都可以被稱作“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特指其中某些部分。那麼，到底是哪些部分呢?

另一種定義“公民社會”的策略是列舉屬於這個特定空間的人類組織。2011年出版的《牛津公民社會手冊》列舉了六類組織，即“非營利部門”、“發展型非政府組織”、“草根組織”、“社會運動”、“社會企業”、“國際公民社會”。不過，我們也許還可以想到其它有關公民社會的種種提法，如“獨立部門”、“第三部門”、“慈善部門”、“志願部門”、“免稅部門”、“社會經濟”、“民間社團”、“公共領域”、“社會網絡”等。還有一種據說屬於公民社會的組織，叫作“公民社會組織”。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要知道什麼叫“公民社會組織”，首先要了解什麼是“公民社會”;而要了解什麼叫“公民社會”，又必須知道什麼是“公民社會組織”;此乃典型的同義反復。

不少人以為上述類型的組織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現的新現象;其實，它們中的不少是古已有之。在很多國家，宗教性慈善組織和民間互助組織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英國便是一個例子。在有些國家，如意大利、德國和新加坡，那裡的某些非營利組織的歷史甚至比國家本身的歷史還要長。

真正的新現象是把本不沾邊的各類組織統稱為公民社會。但由於各國歷史文化傳統畢竟不同，在不同國家，看似與公民社會概念沾邊的組織特征不同，叫法也因而各異。更何況，不管各種類型組織在多大程度上有交合，任何兩者之間都不會完全重合。這樣一來，哪怕有可能列出長長一串屬於公民社會的組織類型，人們還是不清楚公民社會到底是什麼。

第三種定義“公民社會”的策略是厘清它涵蓋的組織具備哪些共性。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以前叫作“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從“結構—運行”的視角歸納出公民社會的五個特征：組織性、非營利性、自願性、民間性、自治性。然而，這五種特征的內涵並不容易確定，該研究中心核心人物薩拉門教授對它們的說法就有變化。更重要的是，這套標准未必與現實相符。

“組織性”意味著公民社會必須展示相當程度的組織化、制度化。非正式的、臨時性的、隨意性的聚會應不能算作公民社會的一部分。但薩拉門教授后來認識到，不能排除那些未經正式注冊的組織，以及非正式的組織，但他繼續強調這些組織必須有日常的會面，必須有會員、必須有被參與者接受的決策機制與程序。問題是，現實中已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沒有真正意義上會員的社團;更不要提虛擬空間已出現的大量網上團體。而它們算不算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呢?

“非營利性”意味著組織可以賺錢，但隻能用於完成組織的使命，而不能將利潤分配給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問題是，中飽私囊可以採取各種形式，不一定非得採取分配利潤的辦法。近年來，由於政府撥款減少，西方(尤其是美國)越來越多的所謂“非營利組織”卷入贏利性活動，致使“非營利組織”與“營利性組織”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與此同時，有關“非營利組織”的高管們薪水向大公司高管看齊的報道也不絕於耳。

“自願性”意味著參與這些組織的活動是以自願為基礎的。這裡的“自願”缺乏嚴格的定義。問題是，在具有合作主義傳統的那些國家(包括不少歐洲國家)，工會、商會、專業團體等組織並不是完全自願的;在宗教勢力強大的國家(包括美國)，人們參與宗教組織活動往往從不懂事時就開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自願的。這些組織是否應該被排除到公民社會以外?

“民間性”本來被定義為在體制上獨立於政府，不是受制於政府;但后來薩拉門把“民間性”定義為它們不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這意味著，這些組織接受政府的資助並不降低其“民間性”。問題是，這些組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政府資助才能生存?如果它們離開政府的資助就無法生存，那麼它們到底在何種意義上具有“民間性”?

“自治性”意味著各個組織自己管理自己，既不受制於政府，也不受制於資本或其它組織。直接“受制於”也許少見，但如果民間組織資金主要來自外部(如政府撥款、基金會資助、外國援助)，那麼政府政策(尤其是撥款政策)、金主的偏好、外國捐助者的資助重點能不削弱那些仰人鼻息的組織的“自治性”嗎?

綜上所述，雖然civil society這種提法已有很長的歷史，但即使在當代，各種對它進行定義的策略也都不太成功。換句話說，civil society原義的“名”還未“正”。civil society的中文譯名也同樣未“正”。前面提到了“文明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三種可能的譯法。而譯為“公民社會”往往會使不了解其西文原義的國人產生種種不相關的聯想，仿佛“公民社會”是某種更理想的社會類型(而不是社會團體的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