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人口紅利漸趨結束

由於生育率的持續走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歷史性下降。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裡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從2010年至202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人。

過去相當長時間，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持續上升，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下降，一升一降，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稱之為人口紅利。目前的問題是，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同時人口撫養比上升，一降一升，生之者寡，食之者眾，中國人口紅利將趨於消失。

中國人口紅利漸趨結束，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就必須發生變化。長期以來，由於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且供給幾乎可以理解是無限的，因而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投入勞動力和資本，經濟就可以取得高速增長發展。未來這種靠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持續。隨著人口紅利趨於消失，勞動力供給的逐步減少，用這種方式獲得的生產率提升，將不再是經濟增長主要的選擇方式。因而，迫使我們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國經濟35年的持續增長，一個重要因素是源源不絕的低廉的農民工，成就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但隨著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大量企業因找不到工人而呈現“勞工荒”，勞動力成本因而將迅速上升。

從2013年 7月1日起，全國大部分省市先后上調了最低工資標准，且上調幅度幾乎都超過當地的GDP增速。7月1日，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同工不同酬的局面面臨改變。此外，勞動者市民化程度提升，都將對工資增幅產生影響。因勞動力短缺而造成的工資提升，無疑也是中國勞工成本提升的因素之一。

長期以來，我們通過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在遵循世貿組織游戲規則的前提下，成就了“中國制造”在全球的鋪天蓋地，這個時代即將結束。需要通過提高勞動力素養，提高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提高核心競爭力，提高品牌和專利等，即提高“中國創造”水平，才有可能保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進而提升中國產品在全球的影響力。

調整現行的生育政策勢在必行，面對持續走低的生育率對人口變動的影響，能夠提供的政策選擇十分有限，更多的是需要我們如何應對。道理很簡單，生育率的持續走低，如果是一個自然過程，其結果是不可逆的。制定人口政策，必須有前瞻性和預見性，不能“事到臨頭懊悔遲”，要尊重人口發展的自然規律，當前唯一可以做的，則是對已過時的、現行生育政策進行調整，以有利於人口結構平衡發展。

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行以晚育、間隔、少生為主的計劃生育政策，即“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中國婦女的生育水平出現了世所罕見的空前的下降。在短短的不足10年時間，人口自增率就從1970年的25.83‰急劇降至11.87‰﹔總和生育率值從1970年5.81急劇降至1980年的2.24。這兩種度量指標大幅超半的下降，在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中國，幾乎沒有運用行政手段的情況下，被稱之為是近代以來世界生育史上下降的奇跡，完全可以歸咎是計劃生育的成效。如果這個政策能夠持續執行下去，中國人口總數將低於現在實際數，人口結構也會更加合理。遺憾的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採用了更為激進的生育政策，把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孩子，“緊縮”為“隻能”生育一個孩子，使計劃生育工作由此變成了“天下第一難”工作。計劃生育的經常性工作不得不變為“突擊”式工作﹔宣傳教育為主的工作，也不得不變為通不通三分鐘式工作﹔以避孕為主，節育措施自主選擇工作，不得不變為“一胎上環、二胎結扎”的行政強制推行工作。

雖然從嚴格意義上分析，現行的生育政策不能稱為“一孩化”的生育政策，還有一些人群因各種原因可以生育兩個甚至更多的孩子，但對大多數中國育齡人群來說，一對夫婦隻允許生育一個孩子。雖然生育政策在其后的一個階段進行了微調，但全國的政策生育率仍達到了1.47，即三分之二的家庭隻能允許生育一個孩子。

採用更為嚴格的生育政策后，中國婦女出生率不降反升。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直至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社會的持續發展，中國婦女生育水平才進一步下降。

生育政策作出必要調整，是否意味著人口出生率會在短期有較大幅度增長？從計劃生育的實踐看，這個擔心是多余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在全國一些地區進行“二胎政策”的試點，這些地區包括甘肅省酒泉地區、山西省翼城縣、河北省承德地區、湖北省的恩施城區，雖然這些地區總體發展水平較為落后，但20多年的試點說明，這些地區由於生育政策符合絕大多數群眾的生育意願，多年來人口保持低增長，三孩生育微乎其微，不存在“允許生育二孩，就會引發多孩生育”的推斷。此外，20多年的實踐顯示，這些地區的人口結構相對合理，特別是人口出生時性別結構都處於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

從世界各國推行計劃生育的實踐看，印度尼西亞的做法值得關注。印尼是一個信仰穆斯林的國家，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政府推行計劃生育與穆斯林教規相結合，長期以來推行和鼓勵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從實行效果看，由於這一政策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印尼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長期保持較低的水平。

一種觀點認為，一旦生育政策放寬，就會出現生育率的反彈，從一個短期現象看，也許會在當年或以后的一兩年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從一個較長的時間看（三年）是不會出現生育率反彈的，即使反彈，總量也是可預見的。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對人們生育觀念已經產生了持續的影響，並產生了質的轉變。

從各國的實踐看，一旦人們的生育意願發生改變，即轉向少生優生，即使採取鼓勵生育的政策也很難奏效。德國、俄羅斯，包括我國台灣地區在內的實例說明，即使採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在人們的生育觀已轉變的情況下，也難以遏制生育率持續下降對人口總量持續減少的影響。

中國目前採取的以嚴格限定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為主要內容的生育政策，是一種非常態、社會政治成本高昂的、且在一定時期採取的特殊政策。之所以說非常態，是因為，迄今為止，全世界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採取過這樣的政策﹔之所以說是一定時期，是因為這種政策不可能長期實施，而只是一定階段不得已而為之的政策，過了一定時期就應當回歸常態﹔之所以政策特殊，是因為這種政策嚴格限制了公民的生育權利，並將生育權利限定在一個十分狹小的空間。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以下簡稱《公開信》）。33年來，中國推行改革開放，經濟連續30多年奇跡般的增長，使整個中國社會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與此同時，人口生育環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公開信》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在中國人口生育環境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人口增長的嚴峻形勢大為減緩的情況下，將這種特殊的人口政策從非常態回歸常態，就應當看作一個十分自然的過程。

實際上，生育政策的口徑適度放寬，反而更有利於人口增長的控制，有利於人口的協調發展，這樣一個充滿辯証法的命題，我們至今還缺乏深刻認識。

生育政策的口徑適度放寬，就是普遍允許生育二胎，只是讓中國的人口結構朝著正常、健康的方向調整，由此新增的人口“可以預見，也能承受”。

當今的決策部門至今仍未能清醒認識到持續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結構失衡所積累的社會風險，那麼數十年后，人口發展的嚴重失衡必將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政治、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桎梏。未雨綢繆，此其時也。

作者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會長，研究員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