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富的三峽文化現象

三峽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態及現象，其后面都有峽江獨特的地理生態及人文要素在起著作用。

三峽是我國古人類的發祥地，也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亞洲古人類的發源地。距今204萬年“巫山人”的發現，為亞洲人類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証據，揭開了三峽地區乃至中國和亞洲人類的序幕。

此后，三峽人類文明未曾中斷，並且不斷向西、向南擴張。向西，從武落鐘離山走出來的廩君巴族白虎部，是巴族最具有生命力的一支，首領名叫務相。他們沿著清江（即夷水）征服了鹽水神女部落，隨后出清江，溯長江而上，以枳邑（今重慶涪陵市）為都城向東向西擴張，攻佔大片領土。並在今重慶長江、嘉陵江交匯處依山建都城，曰“江州”。極盛之時，巴國領土“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再僰道，北接漢中，南及黔涪”。朝南，則有楚族一部走出三峽地區，順著三峽通道向東擴展，到達江漢平原，其勢力擴展到了兩湖鄂東，直抵江淮平原，跨南方半壁。楚國極盛之時，南卷楊越，北達黃河，東並吳越。

為了爭奪鹽資源與土地，楚人不斷西進，“巴楚數相攻伐”。在楚巴戰爭中，巴國逐漸衰弱。楚人佔領巴國都江州后，遷楚人於江州以東，與巴人雜居相處。《華陽國志·巴志》稱：“江州以東，瀕江山險，其人半楚。”說明當時巴人、楚人雜居很多，而巴、楚文化則通過這種雜居不斷融合。公元前316年，秦派大軍滅巴蜀，置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為四十一縣，巴的都城為江州。巴國雖然滅亡，但巴這種源自三峽特定生態環境的文化形態卻保存下來，成為其后三峽文化的主線。這根主線就是：崇尚勇武的尚武風氣﹔以巫文化為主的原始宗教﹔獨具特色的峽江習俗與藝術﹔忠勇剛烈、承擔大義的犧牲精神﹔強烈的群體認同與族群意識等。這些因素構成早期三峽文化的內涵。

在三峽地區的，霧峽靄、雲霞縹緲、峽峭壁高的高山峽谷中，隨著時間的積澱，三峽文化孕育出燦爛多彩的文化特色與文化現象。例如移民文化、航運文化、軍事文化、巫文化、詩詞文化、民間藝術文化、石刻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等等。這些文化現象既有自己鮮明的個性特點，也包含著三峽文化共通的三大文化要素在內：即三峽所具有的大河流域人文走廊的文化要素，神妙奇幻、險峻莫測的山水文化要素和鹽丹資源文化要素。正是這些文化要素的相互融合與同構，使其每一種文化現象，都有著三峽文化獨特的內涵和特質，形成並構建了三峽文化這種有著悠久歷史傳承又特征鮮明的文化形態。

以三峽地區巫文化為例，長江三峽是巫文化的重要傳播地區。三峽峽谷坡陡浪急，山高林深，人跡罕至。加上巫山雲雨，神秘莫測，往往使當地居民易於產生和接受巫鬼信仰，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巫字曰：“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三峽巫文化歷經傳播，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宗教文化。例如流行於此的巫教、巫術、祭祀、避邪，以及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巫風、巫俗、喪俗、禁忌、巫醫、巫歌、巫舞、巫戲（儺）、巫畫、巫書、巫詩等。三峽巫文化既與三峽巫山雲雨、山高林密的地理狀況有著直接關系，又和三峽盛產的食鹽和丹砂有著重要關聯。上古三峽巫溪寶源山鹽泉盛豐。而丹砂為藥之上品，遠古先民認為它可以使人長生不死，起死回生，視為仙藥。《說文解字》釋“巫”時，提到“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海外西經》曰：“巫咸國，群巫所以上下也。”今本《巫溪縣志·附錄》釋曰：“以‘巫咸’名國，這‘咸’就與鹽有關。《說文》雲：‘鹽，鹹（咸）也。’”說明巫與三峽之鹽有著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關系。由於大巫山有鹽、丹砂，故這裡氏族、部落雲集，巫師眾多，《山海經·大荒西經》載：“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就是指大巫山的巫師與鹽、丹即百藥有著密切關系。

三峽航運文化也是一種以大河流域走廊文化、峽深流急的山水文化、鹽丹資源文化為內涵的文化表現。大河流域的咽喉通道特色，使往來客商不斷，形成交通東西部的黃金水道﹔而川江流域峽隘、灘多而流急，沿江兩岸起伏著的綿延不斷且氣勢雄偉的如屏群山，使三峽交通地理形勢險峻﹔而鹽業文化使其社會風俗深受其染。正是咽喉通道、巨大物流促使三峽交通的繁榮﹔而險峻流急的三峽河道又產生了三峽獨有的纖道、纖夫，產生那種石破天驚般高亢激昂，震懾長江魂魄，千古絕唱的川江號子，也產生了音質各異、抑揚頓挫、長呼短應的汽笛聲——三峽輪船語言﹔沿江兩岸陡峭不平的市鎮格局，又產生了三峽沿河城鎮特有的腳夫、力夫、挑夫、抬工等下力“棒棒軍”，產生了川江船夫發明的，為了驅寒、除濕而特有的鮮、香、麻、辣、燙的火鍋飲食文化﹔四川大量的鹽業運輸，使川江航運興隆，沿河兩岸民風都沾染上鹽文化的味道。特別是兩次“川鹽濟楚”，即清末的川鹽外運濟楚，和抗日戰爭時為了突破日軍封鎖，大寧鹽廠的鹽經過三峽運往湖廣，使得三峽沿途城鎮振興，船幫昌盛，其文化習俗更加具有峽江與鹽資源文化的氣息。

再如三峽詩詞文化。三峽是詩歌的聖殿，從古至今，雲遮霧繞、山水奇雄的峽江兩岸，到處都可以拾到古代詩人遺留的不朽詩篇。我國歷史上許多著名大詩人，如屈原、宋玉、陳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孟郊、劉禹錫、元稹、李賀、黃庭堅、王安石、司馬光、蘇洵、蘇軾、蘇轍、陸游、范成大、李調元等，有的曾在峽區為官作吏，有的在峽區旅居、漫游，寫下了大量歌詠三峽、堪稱千古絕唱的不朽詩篇。據統計，歷代歌詠三峽的詩作超過4000首。從屈宋楚辭、漢代巴地民歌、魏晉時期的樂府詩，一直到唐宋時期，無數詩人雲集三峽，形成了三峽詩詞文化。魏晉南北朝的樂府詩，許多詩人模仿樂府民歌歌詠三峽自然風光，內容上以歌詠巫山神話和三峽風光為主。唐宋三峽詩歌如繁花紛呈、百川激蕩、名篇輩出。李白的三峽詩、杜甫的夔州詩、白居易的忠州詩、劉禹錫的夔州詩、陸游的三峽詩歌等等，美不勝收、精彩紛呈。例如李白一生三入三峽，前后寫下了22首三峽詩，其《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至今傳誦不絕。而這種詩詞文化的背景，既是雄壯的瞿塘峽，婉約的巫峽，行雲流水般的西陵峽神幻山水文化的產物，也是受到三峽大河流域走廊文化的催生。許多騷人遷客由楚地入川，或者經由三峽通道出川，在這片詩歌峽谷、山水畫廊裡，都會為這種獨有的奇幻山水所傾倒，寫下萬古流芳的詩詞華章。所以，三峽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態及現象，其后面都有峽江獨特的地理生態及人文要素在起著作用。正是這些文化要素的內在融通，才使得三峽文化形態和現象，盡管豐富多彩，形式各異，但其內涵卻是三峽文化這根血濃於水，打斷骨頭連著筋的主線在貫穿，在融通。

三峽文化特性與精神

作為一種有著悠久歷史傳承而又特征鮮明的歷史文化形態，三峽文化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這些特性充分表現在三峽文化的內涵中。

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三峽地區的人口與社會幾經變遷，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其文化內涵卻一直延續。在三峽歷史上，有過多次大規模移民。例如秦漢時期，大批中原、北方移民進入巴蜀及三峽地區。明初及其后期，戰爭連年，民舍成墟，人口銳減，於是政府鼓勵湖廣民眾遷入巴蜀及三峽地區等，形成“湖廣填四川”的人口遷移高潮。在抗日戰爭中，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大批工廠、學校、企業及其人員、家屬隨之遷移到重慶及三峽沿江區域。在重慶市區，人口由1937年的47萬，飆升到1945年的124萬，8年間增加了近80萬人，是過去的三倍。這種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必然影響到社會與文化結構的改變。一方面，大批移民植根三峽地區，帶來了許多新的生產、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由於三峽獨特的生態人文環境，其基本精神仍延續下來。例如許多三峽移民族群，除了保持部分自己原家鄉風俗外，更多的是吸納了現居地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方式，使三峽文化內涵，例如崇尚勇武、忠勇剛烈、承擔大義、敢於擔當、強烈的群體認同等成為其文化基本內涵。這使得三峽文化在變革中延續，在延續中變異，其連續性與變革性的特征十分突出。

三峽文化具有很大包容性。以三峽宗教為例，在三峽宗教文化中，儒、道、佛三教的包容、融合現象十分突出，這在宗教石刻中表現非常明顯。例如聞名世界的大足石刻，上自唐高宗永徽和乾封年間（公元650—655年），中經晚唐五代，盛於兩宋，延續至明清，歷時千余載，可謂源遠流長，內容豐富，數量眾多。在大足石刻中，儒、道、佛三教造像俱全。但是這些佛、道的石刻造像中，其內在精神卻滲透著三峽本土文化的特點，即以佛教、道教為表現形式，其內容卻是儒家世俗倫理精神，並且以儒家世俗倫理的專一性、本根性來統合佛教、道教。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佛教造像宣傳的是儒家封建綱常倫理如“忠”“孝”“貞”“節”“順”等內容，誘之以福樂，威之以禍苦，以佛教教義啟發人遵守世俗的社會綱常倫理，來誘導人的向善性。這種宗教文化現象隨處可見。所以，在三峽宗教文化中，既有包容性，又有植根於本土文化的世俗性、本根性在起著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