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歷程及其對經濟發展作用的評價
1,福利型與保障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經濟發展效應
福利經濟學、瑞典學派的經濟理論、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聯袂鍛造西方社會保障的經濟學理論基石,分別主導了兩種不同的福利制度模式:一是“全民福利型”(福利型),即國家對全體公民實施普遍的社會福利項目,資金來源於稅收,全部或大部分由國家財政支付,個人基本上不繳納保險費或繳納很少。如英國、瑞典。二是“社會共濟型”(保障型),即以個人或雇主繳納保險費為主,政府財政給予補貼,主要有美國和德國等。前者覆蓋面廣、保障待遇高﹔后者覆蓋面相對較窄、保障待遇比較低,僅以維持被保人基本生活為限度。(李珍 劉子蘭,2004)
客觀地講,英國和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以前,福利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窮人的絕對生活水平、健康標准、教育質量、住房質量以及對弱勢群體的照顧都有了急劇而持續的提高和改進。而且在一些特殊領域,國家福利內在地比市場更有效率,如國民健康服務成本相對較低。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福利國家面臨經濟困境,除了世界經濟衰退外,社會福利制度本身也是重要原因:國家通過社會福利政策全面干預經濟生活,與市場經濟基礎相矛盾﹔高工資導致高生產成本,造成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高稅收打擊人們的勞動積極性,高福利導致“大鍋飯”思想和“依賴文化”。(鄧大鬆 張建偉,2003)
社會保障制度對美國社會經濟發揮了以下積極作用:維護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和促進社會生產率穩定提高﹔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如降低了貧困人口的比重,通過加強教育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等。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保障制度運行中也出現一些不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社會保障赤字是導致財務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社會保障過度導致競爭觀念淡薄以及家庭觀念和道德觀念淡化,抑制了勤奮者的勞動積極性和助長了懶惰者的依賴心理﹔社會保障的擠出效應導致低儲蓄率,資本形成不足,從而造成經濟低速增長。(鄧大鬆 張建偉,2003)
2,新自由主義倡導的社會保障私有化浪潮與西方社會保障改革思路的再選擇
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國家的滯脹現象令干預主義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和經濟危機,包括公共選擇學派、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在內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大興其道,其核心內容是政府失靈,其政策主張的基本理念是政府無為而治。作為經濟自由主義的代表,供給學派的社會保障思想至今仍對美國的改革產生一定影響。供給學派分析社會保障問題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是運用拉弗曲線作為分析工具,論証減稅的必要性。二是選擇儲蓄作為中間變量,主要在養老社會保險領域討論現收現付制度和完全積累的個人帳戶制度對經濟增長產生的不同影響。(李珍 劉子蘭,2004)
20世紀90年代,一些國家吸取新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兩者之長,提出“第三條道路”,既不採取完全市場形式,也不採取國家包攬形式,而是將效率與公平、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結合起來,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求得平衡。在社會保障領域,主張國家負責與個人負責並重,由國家、非政府機構和個人共同參與提供福利,國家提供非普遍的社會服務,幫助最需要幫助的社會成員,提倡發展私人的和志願的福利事業作為補充,引進競爭機制和消費者選擇福利服務的自由。(鄧大鬆 張建偉,2003)
3,從西方國家的實踐看社會保障經濟職能有效發揮的必要條件
(1)社會保障發展水平應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從長遠看,經濟是福利國家發展的根本。西方福利國家危機的產生就在於社會保障的規模超過了經濟發展的規模。(徐博,2001)
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既不能低於經濟發展水平,也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過低,則起不到它應有的作用﹔社會保障水平過高以至於出現收入分配平均化的趨向,將導致勞動付出與收入的聯系程度減弱,從而降低勞動者的積極性,不利於生產效率的提高,同時不利於就業的增加和失業的減少。(陳昌麗,2004)
(2)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縱觀當代西方社會保障經濟理論的演變過程,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始終是其研究的核心。(劉紅紅,2004)公平是社會保障的本質和核心,社會保障制度從其建立之日起,就有互助互濟、保障公平的固有特性。效率是社會保障制度正常運行的物質保証,效率的任何下降,都會造成或加重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困難。過分追求公平特別是高保障水平的公平,會導致嚴重的負面效果。但是,如果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視公平,財富分配的極大不公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經濟發展也會面臨動力不足的問題。因此,社會保障制度既要堅持公平,也要體現效率,尋求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史振磊,2003)
四, 關於建立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探索
近年來我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級負責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框架。這一體系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社會救助和住房保障等。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部分,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目前仍以家庭為主,但國家鼓勵部分地區根據實際,按照“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政府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探索建立個人帳戶積累式的養老保險。國家還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民日報,2004年9月8日)
總體來看,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經歷了從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從自發到自覺、從單項到全面綜合改革的歷程。改革初期對社會公平的矯枉過正正在得到正本清源。人們對社會保障的認識越來越科學,越來越接近和符合社會保障的本質。社會保障觀念已經轉變,舊的社會保障制度已向新制度轉型。雖然改革任務尚未完成,但此消彼長的跡象已十分明顯。(鄭功成,2004)
1,公平是社會保障的核心價值
在現代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隻有立足於公平的基本理念與規則進行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才有可能既增強社會經濟發展的活力,又提升社會的整合程度,實現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謝瓊,2004)
社會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價值,但社會保障制度並不否認、排斥效率。但無論是發揮正效應還是避免負效應,效率只是社會保障制度次要層次的價值目標,隻具有手段層次的意義,追求效率和避免非效率只是為了更好的實現其保障社會公平的目標。(郭紅霞,2004)
2,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適應性研究
福利支出是反映社會保障的重要指標。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出佔到財政支出的相當比例,如法國、德國的福利支出佔到財政支出的40%。相比較而言,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內容狹窄、保障水平低下。(李青,2000)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建設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本身充分地體現了社會保障滯后於經濟發展的認識。我國社會保障的問題主要是保障不足,而保障不足造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比如說基本養老保險,隻有1.5億人參加了這一保險,但中國的老人就有1.3億,勞動力有7.5億,加起來有9億,還有多少人沒有養老保險?我國的老年人福利在哪裡?因此,當前的根本任務應當是加快建設社會保障制度,水平可以低一些,卻不應當有漏洞。(鄭功成,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