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源運用效率的提高和流動方向的改變，必將對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經濟社會薄弱環節的加強起到積極作用——

將“過剩的貨幣”轉化為結構調整的資源

主持人：探討一種經濟現象的解決辦法，首先需要明確其成因，以對症下藥。請問王副所長，當前關於流動性過剩問題的成因有哪些觀點？

王鬆奇：關於流動性過剩的成因，目前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外匯增長過快論。由於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過大，在現行的結售匯制度下，外幣被自動轉化為央行基礎貨幣的投放，這部分新增的貨幣就成為超出正常經濟增長需求的超額流動性。二是銀行存差過大論。將全社會總存款大於總貸款的差額部分看成是隨時可進入流通領域，從而對商品價格和資產價格形成沖擊的多余流動性。我覺得，這些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具備令人折服的解釋力。因為這些解釋只是著眼於說明“錢多了，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這樣一個問題，而沒有想到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不管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在我們這個具有龐大資金需求的快速成長的大型經濟體中，錢為什麼會有過剩之嫌呢？從這樣的角度來思考，可以認為，無論是國際收支中的雙順差還是銀行體系中的巨額存差，都意味著有尚未被利用的資金資源，關鍵在於我們應把這些“過剩的貨幣”有效率地運用起來，而不是讓它們到處流動，成為一股左沖右突、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投機力量。

主持人：請您具體分析一下我國目前存在的流動性過剩問題。

王鬆奇：具體說就是：第一，一個國家有了巨額貿易順差，不一定就意味著國家獲利﹔但若出現巨額貿易逆差，那就肯定是國家欠錢。所以，一般來說適度的順差並不是壞事。第二，銀行體系的存差決不能同流動性過剩等量齊觀，發達國家許多銀行的存貸比不足60％，但整體上並不存在流動性過剩，原因就在於其擁有高效率的金融市場，能夠提供足夠的金融工具，使得有巨大存差的銀行可以通過表外業務、各類投資和流動性管理等方式把錢有效地運用出去。第三，在一個經濟體中，如果難以滿足的資金需求與難以消解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同時並存，那麼，就可以說這個經濟體需要進一步完善有關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以增強金融體系對儲蓄——投資的循環流程進行有效疏導的能力，或者進一步說，應努力增強金融體系提升實體經濟要素配置效率的自調節功能。從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看，我國不存在類似於某些中東產油國的那種純粹的流動性過剩現象。我們在縣域經濟、“三農”領域和民營科技企業等投資方向上還存在嚴重的資金可得性問題。也就是說，我國金融資源的現實狀況是存量過剩與供給不足同時並存。

主持人：因此，中央提出要把發展的積極性、充裕的資金、寶貴的資源更多引導到加強經濟社會薄弱環節上來。怎樣把這種“引導”行為轉化為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政策和保証經濟平衡健康發展的制度性安排呢？

王鬆奇：應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的部署，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政策，建立健全服務於建設創新型國家、優化經濟結構和推動建設和諧社會的制度安排。其中，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引導金融資源的流動和分配，能夠使實體經濟結構在不太長的時期內發生明顯變化。第一，大力扶持創業投資活動，盡快推出創業板市場和若干場外交易市場，讓創新型、成長型企業獲得投融資便利。第二，鼓勵科學發明和科技成果的應用和市場轉化，對那些能對科技創意提供早期資金支持的“天使投資人”給予稅收優惠。第三，放寬對銀行、証券、保險機構、社保基金、企業年金等的資金運用渠道限制，容許其將總資本的一部分直接或間接用於創業投資。第四，進一步降低縣域經濟、“三農”領域金融機構的行業進入壁壘，放寬新設該類機構的審批條件﹔允許民營資本成立以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創業和再就業為資金支持對象的小額放款公司。第五，進一步加大匯率波動控制區間，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尋求高效利用外匯儲備的新方式﹔逐漸將藏匯於國家轉為藏匯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