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關鍵：將穩增長與調結構更好地結合起來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到了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作出這一判斷主要有三點依據。一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市場需求明顯下降，且由於世界經濟復蘇步伐放緩，短期內外需難有大的提高。保持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必須著力擴大內需。二是資源環境硬約束和要素成本提高，企業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經營模式已難以為繼。三是以往存在的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薄弱、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矛盾和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經濟運行中又出現一些新問題。主要是：以住、行為主的消費結構升級進入調整期，消費增長雖然保持穩定，但進一步擴大消費難度較大﹔產能過剩問題突出，企業經濟效益明顯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使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凸顯，成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障礙。隻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實現更長時期的平穩較快發展。

學者們強調，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必須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是，穩增長不能單純地追求速度，而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著力實現有利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的經濟增長，將穩增長與調結構更好地結合起來。為此，應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優化支出結構，著力擴大國內需求，調整經濟結構。從中長期來看，還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積極拓展經濟發展空間。解決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既能優化經濟結構，又能釋放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目前我國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經濟呈現積極的發展態勢，前3個季度，中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實體經濟和投資的增長速度都高於東部地區。應繼續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和對中西部地區的扶持力度，更加重視調整結構、科技創新和改善民生，努力實現城鄉統籌和區域協調發展。城鎮化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應將城鎮化作為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的有效載體，加強科學規劃，提高公共服務水平，順暢勞動力流動，形成合理的城鎮體系。此外，應加快構建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大力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促使消費結構升級重新進入持續、較快發展的通道。

著力優化投資結構。由於工業轉型升級以及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加快，我國的高投資率現象還將持續一段時間。應在防止出現新的產能過剩的前提下，把穩定投資增長作為穩定經濟增長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在穩定投資的過程中，應高度重視投資結構的優化。首先，加大對企業技術改造的投資力度，將企業技術改造作為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其次，加大對民生事業的投資力度，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財政政策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時引導民間資本和要素向民生事業領域流動。第三，適當加大對重大交通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第四，加大普通商品住房的投資和建設力度，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加快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長效機制和政策體系，促進房地產投資平穩較快增長。

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既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也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體制保障。應繼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加快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營業稅改增值稅實施的地區范圍和行業范圍，並適當降低增值稅的標准稅率，使“營改增”避免重復征稅、降低企業稅負、增強企業發展潛力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完善分稅制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理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構建組織多元、服務高效、監管審慎、風險可控的金融體系，使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深化價格改革，完善資源型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推進社會事業、收入分配等改革，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