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先覺

郭嵩燾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鴻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給他立傳賜謚時，盡量拐彎抹角，強調他對曾國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挽之功仕，其《禮記質疑》一書如何“折中群經，淹貫三禮”。這自然煞費苦心，他們想把郭嵩燾納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認知體系和價值體系，或者說，這些在郭嵩燾時代最能理解和同情他的人，試圖按照自以為寬容的標准來肯定他的作為，以便弘揚他的業績。

不得不承認，真正泄露了郭嵩燾的精神特質，彰顯了其思想和人格的魅力的，仍然要數他的三次出仕，特別是作為從他駐英法公使期間的表現，以及他在書信日記中的自我表白。從這裡，也真正能夠看到他值得欽敬的地方：求真知的勇氣，至誠的天性，相對統一的人格。劉錫鴻處心積慮劾奏郭嵩燾的所謂十大罪，在今天看來都是笑話，什麼讓小老婆學英語，與英國公使威妥瑪“尤其親昵”又“憤爭如仇敵”，無非証明郭嵩燾心地開朗，對於西洋人與西洋文明並無先入為主的自卑和自負，而活著時被指目為“漢奸”，以至死后多年，義和拳興起時，仍然有京官上奏要掘棺戮尸，這樣的攻訐與侮辱，無非表明他生前身后的世界如何神智昏亂而已。

按照我們在今天的“后知后覺”，郭嵩燾在近代士大夫中算得上是一個“異數”，他的“先知先覺”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是對西洋特別是對洋人的認知。

甚至在見識上海“洋涇浜”之前，郭嵩燾就認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禮通之”，“洋人之與吾民，亦類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務者”。這就是先知嗎？是的。舉個例子，1880年，在長沙，郭嵩燾參加的一個聚會上，民國后還被聘為國使館總裁的王闿運引經據典侃侃而談：“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氣則詐偽興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曾幾何時，中國文化開始以“夷夏之辨”建立自尊，韓愈的文章，已經把“禽獸夷狄”作為一個詞來使用。而在郭嵩燾看來，即使上古時候，所謂“夷狄”也只是一個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視性的文化概念，“非有劃然中外之分也”。這樣的說法，顛覆了多少年來把“夷狄”等同“禽獸”的霸權話語。

不僅如此，郭嵩燾還認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擬，“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其氣機甚遠”，而且，“夷人之於中國，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為中國之利”。因此，雖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則，就會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那才是真正的災難。自然，這樣的認識帶來更多的是驚悚，而不是認同，對於洋人，人們“始則視之如犬羊，不足一問，終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實情”。

第二個方面，是關於商人、商業的。

郭嵩燾認為，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這樣的說法，自然也多有冒犯。古代中國，雖然有士農工商“四民”之說，但在作為統治的文化裡，“商”一直多負面性含義，所謂“無商不奸”。郭嵩燾對於商人的認可，可能和他的身世有關，他們家曾經富裕，有一項營生就是借貸，他一定見識過商人的精明與慷慨，商人創業的勤勉與艱難，因此面對商人沒有道德主義的潔癖。而且，從出道開始，他就替曾國藩理財，盡管持身儉朴，律己嚴苛，但懂得流轉的必要，懂得交換的好處，懂得錢能生錢的秘密。

他意識到，“西洋以行商為國計，其勢必不能竟已也”。僅此一點，西洋之入中國，就是無法阻擋和拒絕的，這是商業的邏輯，比強權的政治邏輯更加持久有力。出使之后，郭嵩燾更覺察到，西洋的商人與政府是互動的，商賈“與國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氣常固”，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保障商業的權益，為商人提供便利。作為官員，郭嵩燾認為，通商造船，不能“官樣行之”，“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費則國家承之，得利則歸中飽”，“利未興而害見焉”。泰西“富強之業，資之民商”，“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那麼，對於當局者來說，重要的就是為商民提供保障與服務，而讓郭嵩燾懊惱的現實是，“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國適與之反”，中國的事情，“阻難專在官”。

一般認為，郭嵩燾與左宗棠的隔閡，主要是因為性格、能力和行事方式上的差異導致的，其實未必沒有觀念方面的原因。郭嵩燾任廣東巡撫時，主張成立一個類似“市舶司”的機構，管理海上商貿，允許商民參與貿易與制造，與洋人競爭逐利，他甚至有過動議，與洋人一起入股設廠，建造火輪船，派士紳主持，此事未及執行，便卸任還鄉了。與此同時，左宗棠在福建卻得到朝廷旨意，創辦福建船政局，郭嵩燾眼睜睜看到官辦的企業如何被洋人“欺侮愚玩”，如何靡費國帑而效率低下，直到馬尾船廠在中法之戰中化為灰燼，感嘆自己的主意被擱置而左帥的方略得以執行，乃是“國家氣運使然”。

第三個方面，是對“政教工商”所謂“本末”的認識。

李鴻章與郭嵩燾是同年進士，李鴻章一直欣賞他在辦理洋務方面的才能，郭嵩燾在英國時，李鴻章極力維護保全他，郭嵩燾心知肚明，但他對李鴻章並不全盤認可，原因之一，便是郭嵩燾覺得李鴻章辦洋務“徒能考求洋人末務而忘其本”，派留學生到歐洲去學開船、制炮，指望買幾艘鐵甲船，擺到中國海口，以為如此便可以“制夷”，在郭嵩燾看來，這是兒戲，因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相強”。

在郭嵩燾看來，“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誠”，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他引用《詩經》的話說，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但是，秦以后的中國，“懸法律以束縛天下”，“民之受其迷者兩千余年”。他甚至質疑所謂“聖人之治”，認為靠君主個人道德維持的政治其實是不能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是“公之眾庶”的政治，這就是西洋立國之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此“法”當然不同於秦“法”。由此出發，教育學術，人心風俗，煥然一新，工商業的繁榮，順理成章。

但是，郭嵩燾同時意識到，取法西方，不可能一蹴而就，從技術上講，可以“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未遑而姑務其末者”。這樣的“本末之辯”，証明郭嵩燾不僅較真，同時也務實。

第四個方面，對中國問題的觀察。

郭嵩燾屢屢直言，說“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劉蓉曾經議論“非英夷之能病中國，而中國之自為病也”，郭嵩燾深以為然。

雖然與劉錫鴻勢不兩立，但他不覺得劉錫鴻是他的對手，他說劉錫鴻“一诪張為幻的小人，何足與較？然其中消息絕大”。所謂絕大的“消息”指什麼？顯然，無非是劉錫鴻背后密不透風地把持著朝政左右著輿情的利益集團，無非是士大夫階層面對西方文明所呈現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由此導致的便是郭嵩燾不忍目睹的舉國“昏頑”。

郭嵩燾在英國時便注意到，此時更全面地學習西方的日本將勒逼中國，“諸公欲以無本之術，虛驕之氣，以求勝於日本，於人於己兩失之”。此時距離甲午戰爭還有二十年。

與郭嵩燾差不多同時的王韜說：“中國不及百年，必且盡用泰西之法而駕乎其上。”郭嵩燾的預期沒有這麼樂觀，晚年參天地，觀世局，他感覺朝廷行政用人“顛倒失次”，而人心詭變，連讀書人都無禮無信，不仁不義，“上有釀亂之有司，下有應劫之百姓，亂至無日矣”，“回首人間憂患長”，苦難或許才剛剛開始。按照郭嵩燾的說法，中國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漢以來累積深厚、流極敗壞的政教，非這樣漫長不能指望振興。他說，武器、制造，有賢者擔當，也許三五十年勉強能“望見其涯略”，百年樹人，以百年之力或許可以“滌蕩舊染”，磨礪出合適的人與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積成人心風俗，真正的改變在於人心風俗。

作為先知，還體現在他的自我認知。

世上有很多聰明人，聰明人可以做出很多驚天動地的事情，但我一直覺得，最令人心儀的人，是那種對於自己的處境有清明的認知而不悔初衷，同時又有著自嘲勇氣和能力的人。

從英國返回后，郭嵩燾覺得自己把身邊的世界都得罪了，他原本無意得罪的，但是，他畢竟珍惜自己由此得到的經驗和見識，於是把“鄉裡士大夫群據以為罪言者”編成了一本書，叫《罪言存略》，送給“一二至好”，一點名心，不能張揚，也無法壓抑，心底的動力依然是希望“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后覺”，為此不計“區區世俗之毀譽”，他甚至沿用張居正的話說，自己“願身化為稿薦，任人溲溺其上，終教人憑以安寢而已”。

他還寫了兩首小詩《戲書小像》：“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態托傳神。流傳百代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世人欲殺定為才，迂拙頻遭反噬來。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所有的驕傲與自信、苦悶與悲涼都寫在這裡了。他曾比較自己與曾國荃的處境，在曾國荃生日時寫信戲言：沅浦（曾國荃）在山西履艱巨之任，自己在泰西作清逸之游﹔沅浦惠澤披億萬生靈，自己罵名遍九洲四海﹔沅浦讓山西人民俎豆敬奉而做人越來越謙抑，自己讓湖南人民視為糞土而說話越來越高亢﹔沅浦建功社稷忙不過來，自己身兼衰病正好退休。曾經有人恭維他，認為他官至二品，朝廷將來按例會“賜謚立傳”，郭嵩燾在《自敘》中說，此種“朝眷”，“自分不敢希冀”。

他的遺囑很有點“絕情”：“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並於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如此痛苦而倔強的自我安排，証明郭嵩燾甚至已不再在乎他那個階層的人無法不在乎的虛榮了。

被稱為粗人的曾國荃，曾經替朝廷惋惜，為郭嵩燾不平，他說：“居今日而圖治安，舍洋務無可講者。僅得一賈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為太息流涕者也。”這應該是那個時代能給予郭嵩燾的最高評價，也是士大夫所能得到的最高褒獎了。

一百年后，鐘叔河先生在編輯《倫敦巴黎日記》時說，郭嵩燾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已經突破了“辦洋務”的水平，率先創議“循習西方政教”，成為末世士大夫階級中最早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學人汪榮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中說，“當時人覺其獨醉而眾醒，但今日視之，實眾醉而斯人獨醒”，郭嵩燾是那個時代中，“最勇於挽瀾之人，我們追蹤其人，印証其時、其地，很可覺察到此人的孤憤與無奈。他的思想過於先進，同時代人鮮能接受，他的個性貌似恭儉，實甚自負與固執，以致被人視為易遭物議、性格褊狹之人，終身受挫”，然而，“這個弄潮兒的挫折，很可說明那個挫折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