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命運與歷史的使命

正如馬克思主義所預言的那樣，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順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相繼在俄國和中國等登上歷史舞台，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但出乎經典作家預料的是，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發生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而是發生在生產力發展比較落后的國家。

這似乎是一種歷史發展的悖論：正是為了打破束縛先進生產力的桎梏，才有了對“卡夫丁峽谷”的歷史跨越。然而，同樣是因為社會生產力的落后，歷史前進的腳步又不得不起始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這也許就是歷史的命運。

它迫使我們不得不深入思考：當歷史按下“快進鍵”后，那些被跳過的情節是否可以被完全忽略呢？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經典作家“兩個決不會”的精辟論斷，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似乎早已對這一歷史的命運作出過暗示。

這一命運表現為，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建設的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表現為不發達、不完善、不成熟甚至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因而也就決定了共產黨人的特殊歷史使命。

其特殊性在於：首先，必須通過最大限度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以取得社會主義的資格﹔其次，必須調整與生產力水平不相適應的一大二公、純而又純的生產關系，通過改革進行自我完善﹔再次，必須承擔在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同時因“時空壓縮”而出現的“雙重任務”，並注定要面對各種矛盾和問題集中爆發的嚴峻挑戰。

這是一個經典著作中不可能有現成答案但卻擺在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重大歷史性課題。

面對這一歷史命運，當代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就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必須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推動理論的創新與發展，不斷講“老祖宗”沒有講過的“新話”。

而講“新話”，就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對待“老祖宗”，而不能把科學理論變成供奉於神龕之上的宗教而頂禮膜拜，當作僵化的教條以“削足適履”的方式機械地裁剪始終處於發展變化中的活生生的現實。這就需要我們必須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進而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使其同中國的特殊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的不斷發展相適應。

唯此，馬克思主義才不會成為深埋於歷史岩層的“化石”，而是可以用來切割現實硬物的“鑽石”。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這一振聾發聵的聲音，表達的正是作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敢於講“新話”的應有政治品格與理論品質。

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正是這樣一種探索和實踐，不斷回答著“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課題。而我們黨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始終具有高度的歷史自覺與理論自覺，通過重新審視自身的社會主義實踐和當代資本主義變化，不斷為自己開辟著新的發展道路和新的理論境界。

在這一實踐探索中，我們有了一個偉大的發現，即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在這一實踐探索中，我們有了一個偉大的覺醒，即實行改革開放，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自我完善。

在這一實踐探索中，我們有了一個偉大的創舉，即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相結合，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

在這一實踐探索中，我們有了一個偉大的理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走出了一條越來越寬廣的中國道路。

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不斷講“新話”，成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重大歷史使命。這些“老祖宗”未曾講過的“新話”，集中體現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中國夢的重要理念。

這就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証統一，體現了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有機統一。

實踐的發展永無止境，真理的探索也不會終結。

中國共產黨人隻有始終保持應有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不斷地講“新話”，才能與時俱進地解決新問題，奮發有為地創造新業績，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