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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的中國改革——吳敬璉在“中浦講壇”的演講
2013年07月13日14:14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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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傳

吳敬璉 195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改革》、《比較》雜志主編。曾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第九屆、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84-1992年多次獲得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05年獲首屆 “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2011年被國際經濟學會(IEA)授予榮譽會長稱號。

原題:十八大后的中國改革——吳敬璉教授在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中浦講壇”的演講

全面深化改革決策的歷史背景

在十八大前將近十年的時間,對於中國應該怎麼往前走有著很激烈的討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十八大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策

從上世紀后期開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了一種好事和壞事都十分突出的 “兩頭冒尖”現象。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啟動了新一輪經濟改革。1993年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50條”)的行動綱領。從1994年開始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按照這個行動綱領展開的全面的經濟改革,使中國能夠在20世紀末期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起來。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促使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改革解放了民間創新和創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過去農民搞一點自留地被叫做“資本主義尾巴”,“跑單幫”做點小買賣叫做“投機倒把”的刑事犯罪,哪有什麼創新才能發揮的余地呢?改革以后逐步地把束縛解開了。現在中國有3000多萬家民營企業。這是多麼大的創造力量!

其次,市場化打破了城鄉隔絕的舊格局,使原來低效利用的生產資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勞動,這兩個重要的生產要素在舊體制下是禁止自由流動的。市場化改革把這種束縛解除了,就有大量的原來低效利用的農用土地和荒地成為城市住房用地和工商業用地,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新增城市土地面積比愛爾蘭的全部國土面積還大。轉移到城市非農產業的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兩億多人,生產效率有了明顯的提高。

上面這些因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增添了極大的動力,使我們能夠保持30多年年均近10%的經濟增長,使得我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此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減少貧困人口上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改革開放的推進,使得我們朝向實現好幾代中國人建設富裕、民主、文明中國的夢想前進了一大步。

不過這只是中國故事的一個部分,這個故事還有另外一個部分。這就是中國改革在進入所謂 “深水區”以后,在21世紀初期出現了放緩的現象,特別是在與政府和國有經濟相關的領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通過改革來消除生產力發展的 “體制性障礙”。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體制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去完善。

總之,存在 “兩頭冒尖”現象的根源在於:一方面,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進展,市場開始在一些領域的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因此生產力獲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還沒有完全實現,舊的命令經濟體制的遺產還大量存在,政府和國有經濟對整個經濟和社會的強力干預和管控,妨礙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體制缺陷的存在,導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兩個突出的問題。第一,由於 “體制性障礙”,使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型變得步履維艱。導致資源短缺、環境破壞、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等問題變得日益嚴重,這不但使增長難於持續,而且有可能引發社會危機。第二,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干預和控制的加強,使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得以強化,貧富差距拉大。

這種雙重體制有兩種可能的發展前途:一種是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舊體制的遺產,建立一個在法治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另一種則是強化政府對經濟社會的管控,在強勢政府的主導下用海量投資支持GDP的高速增長。這種做法盡管從中長期看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續,但在短時期的確造成了能夠振興中國的假象,得到一些人的唱和,並被一些人曲解吹捧為值得全世界仿效的“中國模式”。尤其是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后,有的發達國家政府對一些可能引起系統性危機的企業採取了暫時收歸國有的辦法,防止引起整個經濟體系的崩潰。這本來是經濟穩定以后就會退出的臨時性做法,但一些人卻借機宣傳:連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像美國都開始學“中國模式”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決策意義重大

十八大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因為隻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決當前面對的諸多社會矛盾

到2010年前后,這種國家主義的思潮在某些場合變得相當強勢。於是,“中國向何處去”這個人們原來以為早已解決的問題重新被提出。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如果仔細觀察中國社會,我們會發現2011年這一年社會思潮發生了一些戲劇性的變化。最關鍵的是真理愈辯愈明。隨著靠強勢政府、海量投資驅動發展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逐漸暴露出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樣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推進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這樣,在2011年以后推進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出現了官民之間形成新的改革共識的可能性。

在這種條件下召開的十八大,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做出了正確的回答,這就是要繼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十八大閉幕以后,對於其意義,主流傳媒有各種解讀。但我覺得重要的是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在經濟改革方面,十八大要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關鍵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便“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十八大重申了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要求:“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實現國家各項工作的法治化”。顯然,隻有全面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解決當前面對的諸多社會矛盾。

(責編:程宏毅、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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